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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这个批评，可谓得失参半：前者所得多，后者所失亦多。
司马迁自称“成一家之言”
，郑樵从后者出发，认为司马迁似还不能“自成一家言”
，亦未见中肯。
但由此倒是更可看出郑樵对于“会通”
的认识和要求。
他在《献皇帝书》中自谓，“入山之初，结草之日，其心苦矣，其志远矣：欲读古人之书，欲通百家之学，欲讨六艺之文，而为羽翼，如此一生，则无遗恨”
。
这说明他的“会通”
思想由来已久，并不断发展和丰富起来。
通观《通志·总序》，郑樵所谓“会通之义”
“会通之旨”
“会通之道”
，其主旨在于：一是重视古今“相因之义”
，意在贯通历史的联系；一是重视历代损益，意在揭示“古今之变”
。
在这一点上，他无愧是司马迁历史哲学的继承者和发扬光大者。
唯其如此，郑樵批评班固“断汉为书，是致周、秦不相因，古今成间隔”
；“自班固断代为史，无复相因之义；虽有仲尼之圣，亦莫知其损益，会通之道，自此失矣”
。
他感叹“司马氏之门户，自此衰矣”
！
要之，郑樵的“会通”
思想的理论价值，反映在历史文献学方面，是提出“大著述者，必深于博雅，而尽见天下之书，然后无遗恨”
。
在历史观方面，是强调重古今之相因、极古今之变化。
这两个方面体现在历史撰述上，为的是克服和防止“烦文”
“断绠”
“曲笔”
（亦即所谓“伤风败义”
）等弊病，是很有意义的。
不过，有一点是应当指出来的：刘知幾推崇班固“断代为史”
而贬抑通史之作的价值，是片面的见解；郑樵与之相反，推崇通史而贬抑“断代为史”
的价值，也是片面的见解。
他们的论点恰恰证明，会通与断代，反映了史家两种不同的历史视野，在历史撰述中都是不可缺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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