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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沫若对先秦诸子的研究、对奴隶制时代的研究，范文澜对中国通史的研究，都提出过认真的自我批判。
这种郑重的自我批判，无损于他们的成就的辉煌，反而越发显示出了他们对历史科学的真诚和宽阔胸怀，赢得史学界同人的尊敬。
外庐先生说的“自省”
，不只是“执行自我批判”
，还要“聆听学术批评”
。
他说：“我觉得学术批评之所以值得欢迎，主要是自己可以借助于这些批评（哪怕在自己看来是不能同意的批评）来启发思考，帮助自己提高学术水平。”
在外庐先生看来，学术批评是“启发思考”
和“提高学术水平”
的一个动力。
因此，作为一个学人，是不应该“拒绝批评”
的。
在这里，学术批评被赋予一种崇高的责任。
由此引申开来，我们可以得到这样一个启示：对于学术思想的发展、学术水平的提高，学术批评起了重要作用，因而是不可或缺的。
根据外庐先生对学术批评的这种理性认识，反省当前的史学界，是否可以认为：史学批评大有提倡的必要。
应当承认，在这方面，我们对已有的传统的继承和发扬是不够的。
外庐先生从他的亲身感受说：“我的著作出版之后，经常受到并世学者和读者的批评。
我在《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再版序言中说过这样一句话：‘我对于奖勉我者，益生谨慎恐惧之感，面一句一字之教言，则使我反复思考，检点得失。
’我至今仍以此自勉。”
[8]学术批评，有“奖勉”
，也有“教言”
，它对于名家如外庐先生能产生这么大的作用，固然表明外庐先生的学术境界之高，但也表明了学术批评本身所具有的魅力。
我们的史学工作要有更大的发展，我们的历史研究水平要有更大的提高，就应当大力开展史学批评，就应当像外庐先生那样对待史学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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