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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刘知幾所论“独断”
之学和“才、学、识”
三长到章学诚推重“史意”
和“别识心裁”
，反映了重“别裁”
的传统。
历史典籍的积淀，本是好事，但若处置不当，也会为其所累。
梁启超所论，提醒了人们应当重视这个问题，是很有意义的。
至于“创作”
，梁启超肯定了六位史家，即司马迁、杜佑、司马光、郑樵、袁枢、黄宗羲，这是肯定了他们在纪传体、典制体、编年体、纪事本末体和学案体方面的创造性发挥（其中郑樵，是推崇其《通志·略》，似可被看作界于纪传体与典制体之间的人物）。
对于其他众多史家，梁启超则一概否定他们的“创作”
。
其实，这里是大有思考余地的。
第一，中国古代史家能有如此多样的创造，为世界史学上所罕见，实为难得。
这本是一大优胜之处，应充分肯定。
第二，中国古代的其他史家，如刘知幾、章学诚、王夫之、顾祖禹、崔适等，近代史家如魏源、王韬、黄遵宪、姚莹、张穆、何秋涛等，在各自的领域内也多有创造；即使像班固、李焘、马端临等，在原有的体裁基础上，也不是没有任何创造的。
第三，“因袭”
也有它的另一面，那就是历史编撰的连续性，这种内容和形式相统一的历史编撰的发展，对于反映中国悠久的历史文化和文明进程，具有重大的意义。
因此，似不能认为“中国之旧史”
是“不能创作”
的“因袭”
。
如此看来，《新史学》对“中国之旧史”
的批评（包括对正统、书法、纪年的批评），是不是不能成立呢？不。
它的批评在整体上和方向上，是能够成立的。
今天来看待这些批评，自然应采取分析的和辩证的观点和方法，对于批评中的片面性应放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中去理解，而不必苛求于作者当时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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