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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的工具罢了。
他对武帝“颇好方术”
，光武“尤信谶言”
，桓帝“修华盖之饰”
，都采取批评的态度。
他在《光武帝纪》后中引卜者王长语，举方士夏贺良上言，望气者苏伯阿语，以及道士西门君惠、李守等人的预言，以证明“其王者受命，信有符乎”
，这在《后汉书》史论中是极特殊的一例，自然不值得称道。
他极少讲“天命”
，即使讲到了，也是采取保留的态度。
他说：“天命符验，可得而见，未可得而言也。
然大致受大福者，归于信顺乎！”
[22]他是把顺乎天、信乎人结合在一起来看待的。
这虽多少带有一点折中的色彩，但范晔的思想倾向不是折中的，所以直到临死前还说：“天下决无佛鬼！”
最后，范晔的史论，显示出他对东汉时期学术史的兴趣和见解。
例如，他论道术，一方面说它“有补于时，后人所当取鉴”
，一方面指出“然而其敝好巫，故君子不以专心焉”
[23]。
他论经学，批评经学的烦琐、误人，同时指出“郑玄括囊大典，网罗众家，删裁繁诬，刊改漏失，自是学者略知所归”
的成绩。
他论史学，肯定“司马迁、班固父子，其言史官载籍之作，大义粲然著矣”
，又对迁、固做了比较，并给予班固很高的评价。
但他不同意班固对司马迁的批评，认为班书“论议常排死节，否正直，而不叙杀身成仁之为美，则轻仁义，贱守节愈矣”
[24]。
这个评论在史学史上有很大的影响。
他论应奉、应劭父子说：“应氏七世才闻，而奉、劭采章为盛。
及撰著篇籍，甄纪异知，虽云小道，亦有可观者焉。”
[25]他把王充、王符、仲长统三位唯物思想家合传，说王充《论衡》“释物类同异，正时俗嫌疑”
，王符《潜夫论》“指讦时短，讨谪物情，足以观见当时风政”
，说仲长统所著《理乱篇》《损益篇》《法诫篇》都“有益政者”
[26]。
《后汉书》其他类传，如《党锢》《循吏》《酷吏》《文苑》《独行》《逸民》《列女》等传的序、论，也都是对不同类型的历史人物的政治作用和社会影响做了精彩的评论。
范晔的史论，言深意远，用词典雅，在史学上是不多见的。
[1]沈约：《宋书》卷六十九《范晔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831页。
[2]赵国华：《谈范晔〈后汉书〉的序、论、赞》，载《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88年第1期；施丁：《谈谈范晔的史论》，载《学术月刊》1988年第8期；舒仁辉：《范晔〈后汉书〉史论探讨》，载《杭州师范学院学报》1989年第4期；臧云浦：《范晔〈后汉书〉研究二题》，载《徐州师院学报》，1993年第1期等，不一一列举。
[3]洪迈：《容斋随笔》卷十五“范晔作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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