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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还认为：“三十多年来的争论，从一定意义上来说，也正是在做着这样的工作。”
我们或许可以认为，这是关于在“史料”
和“原理”
之间对于历史理论研究之重要性的一个自觉的和明确的认识。
历史理论研究之所以重要，一方面可以避免用史料去注释原理，既夸大了史料的作用，又使原理庸俗化；另一方面也可以避免用原理作标签去给史料定性，重犯教条主义的错误。
从这个意义上说，历史理论既具有唯物史观原理的普遍性品格，又具有说明具体的历史现象的特殊性品格。
因此，这一梳理工作的重要意义在于：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史学工作者对唯物史观的深入理解，促进了史学工作者对历史理论的思考。
在正面阐述问题阶段（1989年至今），出现了不是为商榷、辩难而作的，有系统的、与中国历史的实际密切结合的历史理论专书和专文，显示出历史理论研究的发展和深入。
在专书方面，白寿彝主编的多卷本《中国通史》第一卷《导论》是代表性著作。
[4]此书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结合中国历史进程和《中国通史》编撰，阐述了相关的重大理论问题，提出了不少新论点。
例如，把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历史作为首要问题提出来，论证了中国史学上有撰写多民族史的传统，而且出现过多民族史撰述的杰作。
把人的因素、科学技术和社会生产力结合起来做综合考察，用以说明社会历史进程的面貌；探究中国地理条件的特点及其与中国历史发展的关系；对国家的社会职能和统治职能做有联系和有区别的分析，关于中国哲学、社会政治学说的特色的阐说，以及从理论上阐述中国历史的连续性的特点，等等。
事实证明，以唯物史观基本原理为指导，结合中国历史的研究和撰述，正面论述一些重大的历史理论问题，符合历史理论研究发展的客观规律。
在专文方面，刘大年在1997年发表的《当前近代史研究中的几个理论问题》，是一篇重要的文章。
作者针对20世纪八九十年代史学界关于中国近代史上一些重大问题的众说纷纭的观点，就“近代科学与近代方法论”
“中国近代史上的两个基本问题”
“社会性质”
“阶级分析”
“革命与改良”
“中国当代与近代”
“勇敢坚持真理，勇敢追求真理”
等问题，做了精辟的论述[5]，显示出一个史学家的科学精神和坦**胸怀。
限于篇幅，类似的专书和专文，不能一一胪列和论述。
值得高度关注的是，2004年启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更加明确地指出了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正确方向，已经发挥出并将继续发挥出巨大的理论力量和学术力量。
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史学在历史理论研究方面必将迈向更高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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