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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唯物史观同时承认政治制度、法律制度、思想文化、道德风尚等对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作用。
在中国史学上，司马迁写出了《平准书》和《货殖列传》，《汉书》则创有《食货志》并为后来许多“正史”
所效法，杜佑《通典》更是把《食货典》置于诸典之首，等等，显示出重视经济生活的思想传统。
杜佑甚至提出了教化同食货、职官、选举、礼乐、兵刑、州郡、边防之间的关系，把古代史家关于对社会结构、国家职能的认识提到了新的高度，以至于在此后的约千年之中，人们在这方面的认识的进展显得缓慢，并始终带有朴素的色彩。
唯物史观的传入，人们的历史观念在这一领域同样产生了质的飞跃，经济、政治、文化相互间的关系及其在社会历史进程中的作用，才真正得到合理的解释，并在现实的历史运动中获得实践的意义。
今天看来，这已经是一个常识问题了，但中国史学在历史观念方面发展到这一阶段，却走过了漫长的道路。
（四）唯物史观最鲜明地提出了人民群众对于推动历史发展的巨大作用
中国历史上很早就有民本思想的传统。
司马迁还写出了《陈涉世家》这样的千古名篇，一些史家也一再强调“水能载舟，亦能覆舟”
的道理，明清时期史学中的重民思想有了更大的发展，这些都是宝贵的思想遗产。
但是，这样的思想传统发展到更高、更理性的阶段，也只有在唯物史观传入中国以后才有可能。
只有到这时，中国史学界才能产生如同李大钊的《民彝与政治》（1916年）、翦伯赞的《群众、领袖与历史》（1939年）这样的鸿文，揭示出人民群众在历史进程中的伟大创造作用。
李大钊说得好：“历史上之事件，固莫不因缘于势力，而势力云者，乃以代表众意之故而让诸其人之众意总积也。
是故离于众庶则无英雄，离于众意总积则英雄无势力焉。”
[7]这是对“众庶”
和“英雄”
在历史上的作用的合理解释。
诚然，结合到历史的具体事件来说，其情形可能千差万别，但其根本原理，当不超出此论的范围。
以上这四个方面，是就我个人的肤浅认识来看，唯物史观是怎样影响20世纪中国史学的面貌，怎样推进中国史学的发展，使其朝着科学化的道路前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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