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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又写道：“唐太宗始定天下，置弘文馆学士十八人，宋太宗承太祖开创之后，设内外学士院，史册灿然，号称文治。
堂堂国朝，岂无英才如唐、宋者乎！”
[9]王鹗的奏章有两点尤其值得注意：一是开宗明义指出“自古帝王得失兴废可考者，以有史在也”
，若不乘时纂修本朝史，“窃恐久而遗忘”
，这是把史学之有助于认识历史和传承文明二者也都讲到了。
二是他举唐、宋为例，并以其为榜样来建议元世祖，并得到“皆从之”
的回应。
由此可见，史学的这一本质性的社会功能对促进各族的历史文化认同具有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同时，王鹗的奏章也从一个方面说明了中华文明发展之连续性的特点。
在中国史学上，这种史学使人们认识历史和传承文明的理性自觉，还可以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来。
这就是明朝统治者重实录而不修国史，因而引起学人的诸多忧虑，不解者有之，批评者有之，建言者有之，反映了学人对本朝国史的重视。
正是在这种史学氛围中，娄坚的《读史商语序》却道出了不俗之言，可以上承先贤之意，他写道：
古今之变，圣人之所不能违也。
而史于是焉重？固得失之林，而法戒之所从出也。
史盖莫备于周，既经秦火而其书不尽传。
汉初藏于民间者，相继复出于时，老生宿儒往往亦口传而笔授，若《春秋》一经，而《公羊》、《穀梁》、《左氏》专门之学，凡三家并行于世。
非周监二代，一何文之郁郁若是盛哉！
迁、固以降，何代无史氏，何国无史书，至天下分为南北而史益踳驳，然至于今而尤得论其世者，固赖夫史之各有传也。
是故胜国之绪余，而兴王必垂于纪。
录前人之否臧，而后嗣亟为之叙次，惧夫迹之湮，而遂至于无可考耳。
此诚王者所以垂宪百代之深意也。
[10]
这段话很有见地，也很有力量。
作者是从史学可以帮助人们认识“古今之变”
，这是“圣人”
也不能违背的；而史书所记得失正是“法戒”
产生的根据。
当今人们还能反过来去评论某一时代，不正是因为有史书的存在吗，可见修史的重要。
以上这些足以说明，当真理被人们所认识并表述出来时，常常显得很自然、很平实。
史学是人们认识历史的主要途径，是文明传承的载体，这一重大思想成果的产生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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