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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初史家所修前朝八史，都采用纪传体。
他们批评《晋纪》作者干宝和《晋阳秋》作者孙盛：“有良史之才，而所著之书惜非正典。”
[15]《晋纪》和《晋阳秋》都是编年体史书。
在唐初史家看来，编年体史书写得再好，也不能视为“正典”
，即所谓“正史”
。
这反映了唐初史家的看法。
针对前人批评司马迁“变古法”
“不本于经”
“失褒贬体”
等论点，唐代后期学者皇甫湜撰写《编年纪传论》予以驳难。
这是一篇略带总结性的文字，兹节录如下：
论曰：古史编年，至汉史司马迁始更其制而为纪传，相承至今，无以移之。
历代论者，以迁为率私意，**古法，纪传烦漫，不如编年。
予以为合圣人之经者，以心不以迹，得良史之体者，在适不在同。
编年、纪传，系于时之所宜、才之所长者耳，何常之有！
故是非与众人同辩，善恶得圣人之中，不虚美，不隐恶，则为纪，为传，为编年，是皆良史矣。
……
又编年之史，束于次第，牵于深井，必举其大纲而简于叙事。
是以多阙载，多逸文，乃别为著录，以备时之语言，而尽事之本末……子长病其然也，出太古之轨，凿无穷之门，作为纪、传、世家、表、志，首尾具叙录，表里相发明，庶为得中，以是无愧。
太初以来，千有余岁，史臣接躅，文人比踵，卒不能有所改张。
奉而遵行，传以相授，斯亦奇矣。
唯荀氏（按：荀悦——引者）为《汉纪》、裴氏（按：裴子野——引者）为《宋略》，强欲复古，皆为编年。
然其善语嘉言、细事详正所遗多失，如览正史，方能备明，则褒贬得失，章章于是矣。
今之作者，苟能遵纪传之体裁，同《春秋》之是非，文敌迁、固，直踪南、董，亦无上矣。
倘谬乎此，则虽服仲尼之服，手握绝麟之笔，等古人之章句，署王正之月日，谓之好古则可矣，顾其书何如哉？！
[16]
在关于编年、纪传孰优孰劣的辩难文字中，这是较精彩的一篇。
它首先肯定：不论编年、纪传，只要做到“是非与众人同辩，善恶得圣人之中，不虚美，不隐恶”
，都可以成为良史。
这就比一般参与辩难的史家看得更全面一些，立论的起点更高一些。
作者还提出了编年体史书“多阙载，多逸文”
的缺点和司马迁“出太古之轨，凿无穷之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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