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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李德林的说法，在《三国志》中实难找到有力证据，所以刘知幾批评他是“无其文而有其说，不亦凭虚亡是者耶”
。
应当承认，刘知幾对李德林的批评在总的结论上是对的，而他在批评李德林中涉及对陈寿的许多指摘，有些是难以成立的，以致不免也有凭虚之嫌。
同时，这也使他陷于在陈寿评价上发生自相矛盾的困境。
刘知幾在《史通·史官建置》篇中指出，为史之道，其流有二：“当时草创者，资乎博闻实录，若董狐、南史是也；后来经始者，贵乎俊识通才，若班固、陈寿是也。”
董狐、南史自不待言，班固也是备受刘知幾推崇的史家，陈寿能与他们并列，实在是非同小可之事。
然而在他的《探赜》篇中，其地位又跌落到如此地步。
陈寿其人其书未变，而是刘知幾陷入了一个《探赜》篇中所没有说到的误区——抵牾。
上述种种误区，带有举例的性质，尚难以概括这一问题的全貌。
史学批评的目的，是为了鉴别历史撰述在史事、思想、体裁、体例、文字表述等方面的高下优劣，考察史家的素养、职责和成就，探索史学在社会中究竟起了何种作用，以辨明得失，总结经验，推进史学的发展。
《史通·自叙》篇说：“《史通》之为书也，盖伤当时载笔之士，其义不纯。
思欲辨其指归，殚其体统。”
又说：“夫其为义也，有与夺焉，有褒贬焉，有鉴诫焉，有讽刺焉。
其为贯穿者深矣，其为网罗者密矣，其所商略者远矣，其所发明者多矣。”
他的这些话，或有自我评价过高之嫌，但绝非有意自夸之辞，其诚恳愿望、良苦用心，流露于字里行间。
然而欲达此崇高目的，则必须有正确的史学批评。
倘若批评陷入误区，那就会使任何良好愿望都付诸东流，甚至会给史学发展造成新的障碍。
从这一点来看，刘知幾在《史通》中撰《鉴识》《探颐》两篇，尤其寄有深意。
由此也可认识到，走出史学批评的误区，实为史学批评家们不能不再三思之的大问题。
那么，史学批评家怎样才能走出史学批评的误区呢？或者说，怎样才能不陷入或尽可能少地陷入这种误区呢？在刘知幾的史学批评论中，他没有着意于从理论上来正面阐述这个问题。
他的见解，多包含在具体的批评之中，从上文所述可窥其大概。
不过，他在《鉴识》篇开篇时提出的“物有恒准，而鉴无定识”
的命题，对于强调批评者应重视鉴识的锤炼，是有理论和实践意义的。
他引用“探赜索隐，致远钩深”
的古训，作为人们提高鉴识水平的途径，也是有方法论的价值的。
他在《探赜》篇中写道：“明月之珠不能无瑕，夜光之璧不能无颣，故作者著书，或有病累。
而后生不能诋诃其过，又更文饰其非。”
这是指出了史学批评中应取辩证的态度，不苛求也不掩饰前人。
此篇末了又写道：“考众家之异说，参作者之本意，或出自胸怀，枉申探赜；或妄加向背，辄有异同。”
这是总结了史学批评往往是在众说纷纭中展开的，而其最基本的方法是要“考众家之异说，参作者之本意”
，以寻求正确的评价，避免发生“出自胸怀”
“妄加向背”
等错误。
他的这些认识，结合他在一些具体的评论中提出的见解，大致反映了刘知幾关于如何开展正确的史学批评的理论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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