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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知幾针对孙盛“称《左氏春秋》书吴、楚则略，荀悦《汉纪》述匈奴则简，盖所以贱夷狄而贵诸夏”
的说法，认为这是“强为庸音，持为足曲”
的做法。
刘知幾从春秋时期“诸国错峙，关梁不通”
的历史实际，说明“史官所书，罕能周悉”
，同汉代“四海一家”
史官所具备的条件是不可等量齐观的。
他又举出《左传》详载戎子驹支、长狄、郯子之事，证明《左传》并不是要通过记载之略以表示“贱夷狄”
的思想。
他还指出《汉纪》取材于《汉书》，“其取事也，中外一概，夷夏皆均”
，并不是有意于“独简胡乡，而偏详汉室”
。
刘知幾对孙盛的批评，不仅有历史上的和史学上的根据，而且也反映出他在夷夏问题上的一贯的见解。
《史通·称谓》篇说：西晋末年，“戎、羯称制，各有国家，实同王者”
，而晋朝史臣们“党附君亲，嫉彼乱华，比诸群盗”
，是一种“苟徇私忿，忘夫至公”
的做法。
这是刘知幾在史学批评上表现出来的民族问题方面的鉴识，实为难能可贵。
二是穿凿。
葛洪评论《史记》说：“司马迁发愤作《史记》百三十篇，伯夷居列传之首，以为善而无报也；项羽列于本纪，以为居高位者非关有德也。”
[6]刘知幾认为这属于“强为其说”
。
他指出，司马迁著《史记》，“驰骛今古，上下数千年”
，春秋时期以前，得其遗事者，只有伯夷、叔齐二人；作者“考其先后，随而编次”
，属于常理，有什么奇怪的呢。
他进而论证说，如果一定要认为司马迁是以“善而无报，推为传首”
，那么《史记》所记伍子胥、大夫种、孟轲、墨翟、贾谊、屈原等人，为什么作者不“求其品类，简在一科”
呢。
刘知幾从客观历史和史书编次两个方面批评葛洪，所驳甚是。
至于刘知幾批评葛洪所谓“项羽列于本纪，以为居高位者非关有德也”
的说法，可谓是非参半。
所谓是者，刘知幾认为司马迁并不是以此来“怨刺”
汉武帝。
所谓非者，刘知幾认为司马迁以项羽列为本纪，正是他的“纰缪”
之一，又“何必有凭”
呢。
这是他拘于史例而不察司马迁著述之深意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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