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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缜写道：“夫为史之要有三：一曰事实，二曰褒贬，三曰文采。
有事实而如是书，斯谓‘事实’；因事实而寓惩劝，斯谓‘褒贬’；事实、褒贬既得矣，必资文采以行之，夫然后成史。”
他认为评论一部史书的优劣、高下，要看它是否具备事实、褒贬、文采这三个基本条件。
具备这三个基本条件的，可以认为是一部好的史书；否则，就不是一部好的史书，甚至根本不能称之为“史”
。
是否可以认为，吴缜讲的“事实”
，相当于刘知幾说的“史学”
，而“褒贬”
相当于“史识”
，“文采”
则相当于“史才”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吴缜对于这三个基本条件，并不是做并列的或同等的看待的，而认为三者之中以“事实”
最重要。
他说：“事得其实矣，而褒贬、文采则阙焉，虽未能成书，犹不失为史之意；若乃事实未明，而徒以褒贬，文采为事，则是既不成书，而又失为史之意矣。”
吴缜把搞清事实，即“事得其实”
，作为撰史的基础和评史的主要标准来看待，显示出他在史学评论上的卓识。
然而，无论是史才、史学、史识，还是事实、褒贬、文采，它们之间的关系毕竟是不可分割的，这就要求人们在评论史家或史书的时候，要有全局的观点。
这个思想，在刘知幾、吴缜来说是都有的，而在章学诚那里则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章学诚的《文史通义》一书有很丰富的关于史学评论的见解，如他的“撰述欲其圆而神，记注欲其方以智”
[17]的论点，“临文必敬”
“论古必恕”
[18]的论点，“言以声其心之所得”
“立言之要，在于有物”
[19]的论点，“文与道为一贯，言与事为同条”
[20]的论点，“作史贵知其意，非同于掌故，仅求事文之末”
[21]的论点，以及上文说的“能具史识者，必知史德”
[22]的论点，等等，就是对史学评论各方面的标准做综合考察的典范。
我们说《文史通义》是古代史学评论的总结性的著作，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根据。
前人这些直接或间接涉及史学评论的标准的见解，在今天来看，并不都是完全适用的。
例如，他们讲的“褒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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