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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刘知幾在撰写《史通》时，心情是多么不平静！
司马谈曾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
司马迁也讲过：“余尝掌其官，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不述，堕先人所言，罪莫大焉。”
[3]这些话，反映出史学家对历史记载、历史撰述的自觉认识。
从司马氏父子到刘知幾，史学家的这种自觉认识有了很大的发展和提高，它表现为对历史记载、历史撰述这件事情的重视，更表现为对史学工作本身进行回顾、改进和提高的重视。
这两种自觉认识是有联系的，是相互促进的，它们反映了史学家对史学工作的认识不断深化的过程。
自宋迄清，史学评论有了更大的发展，主要标志有三条。
第一，史学评论著作的数量越来越多了，以致《四库全书总目·史评类》序说，此类著作“栋至汗牛”
。
第二，史学评论作为史学工作中的一个独立的门类，至迟在南宋时已被确认。
譬如，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在史部里已独立标出“史评类”
。
高似孙的《史略》一书著录群史，“品其指意”
，其卷1“诸儒史议”
一目，举扬雄以下20人对《史记》《汉书》的评论；卷4有“史评”
一目，与“史典”
“史表”
“史赞”
“史例”
等并立。
《四库全书总目》于史部单列“史评类”
，就是继承了宋人的传统。
第三，出现了优秀的、带总结性的史学评论著作，这就是章学诚所撰的《文史通义》。
《文史通义》在比较广泛的领域里，就一些史学理论问题于古今得失的评论中阐发了作者的见解。
这些见解，就其深度和广度来说，都超越了前人。
章学诚活着的时候，就有人把他比作刘知幾，而章学诚是不同意这种比喻的。
他说：“刘言史法，吾言史意”
，“截然两途，不相入也”
[4]。
从重“史法”
到重“史意”
，这也是中国古代史学评论发展的一条明显的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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