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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这一优良传统的分析，我以为可以做如下几点概括。
第一，中国古代史家非常注意对各种史书体裁的特点进行分析。
许多史家长时间内对编年体、纪传体孰优孰劣的辩难，对各种史书体裁之长短得失的评论，以及对各种体裁在发展过程中的相互关系的分析，都是从不同的方面来把握某种史书体裁的特点。
第二，中国古代史家还注意于各种史书体裁之间的互相吸收、综合。
《史记》为纪传体之祖，实际是包含有本纪、表、书、世家、列传在内的综合体。
司马迁自己说是“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
[24]而成《史记》。
班固说：“司马迁据《左氏》《国语》，采《世本》《战国策》，述《楚汉春秋》，接其后事”
[25]，撰成《史记》。
他们说的，不仅是指《史记》的内容而言，也是就它的编撰形式来说的。
杜佑《通典》以典章制度为中心，而在编撰形式上则是吸收并发展了纪传体史书中的书、志部分。
袁枢《通鉴纪事本末》以事件为中心，但于每篇之中及各篇之间，都略按编年体的要求进行编次。
古代史家注意于各种体裁间的互相吸收、综合，这是我国史书在编撰形式上不断有所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
第三，中国古代史家尤其注意史书体裁的改革和创新。
司马迁创立纪传体，这无疑是创新。
但郑樵说“百代而下，史官不能易其法”
[26]，胡三省也说“自班孟坚以下不能易”
[27]，这大概只能从总的方面说。
实际上，《史记》以下的纪传体史书，在编撰形式上还是不断有所改革的。
《汉书》改《史记》的“八书”
为“十志”
，《三国志》以纪传体叙三国史事，《晋书》以“载记”
记少数民族政权历史，以及纪传体诸史在书志、类传方面的增减、变化等，都是对纪传体的改革。
编年体从《春秋》到《资治通鉴》，典制体从《通典》到《文献通考》，也都包含着不同程度的改革和创新。
史书体裁的改革和创新，不仅丰富了史书的编撰形式，而且也扩大了史学研究领域，意义是极为深远的。
第四，中国古代史家还重视史书体裁与史学在政治上的要求的一致性。
《史记》以下，凡崇编年而抑纪传的史家，大多认为《春秋》编年是圣人“立法之书也”
[28]，所谓“法者，凡例、褒贬是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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