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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种看法跟第一种看法相反，认为纪传体优于编年体。
《后汉书》作者范晔在讲到他为什么采用纪传体撰史时说：“《春秋》者，文既总略，好失事形，今之拟作，所以为短。
纪传者，史、班之所变也，网罗一代，事义周悉，适之后学，此焉为优，故继而述之。”
[10]所谓“网罗一代，事义周悉”
，是说纪传体能够容纳广泛的史事，更全面地反映作者的历史思想。
从今天的观点来看，范晔的这些话可以说是讲得很中肯的。
据《宋书·范晔传》载其《狱中与诸甥侄书》，有所谓“纪传例，为举其大略耳，诸细意甚多”
的说法，范晔当有《纪传例》专篇，上引《隋书·魏澹传》所述范晔语，或许就出于这篇《纪传例》。
唐初史家所修前朝八史，都采用纪传体。
他们批评《晋纪》作者干宝和《晋阳秋》作者孙盛：“有良史之才，而所著之书惜非正典。”
[11]《晋纪》和《晋阳秋》都是编年体史书。
在他们看来，编年体史书写得再好，也不能被视为“正典”
，即所谓“正史”
。
这反映了唐初史家的看法。
针对前人批评司马迁“变古法”
“不本于经”
“失褒贬体”
等论点，唐代后期学者皇甫湜还撰《编年纪传论》予以驳难。
这是一篇略带总结性的文字，兹节录如下：
论曰：古史编年，至汉司马迁始更其制而为纪传，相承至今，无以移之。
历代论者，以迁为率私意，**古法，纪传烦漫，不如编年。
予以为合圣人之经者，以心不以迹；得良史之体者，在适不在同。
编年、纪传，系于时之所宜、才之所长者耳，何常之有！
故是非与众人同辨，善恶得圣人之中，不虚美，不隐恶，则为纪，为传，为编年，是皆良史矣。
……
又编年之史，束于次第，牵于浑井，必举其大纲而简于叙事。
是以多阙载，多逸文，乃别为著录，以备时之语言，而尽事之本末……子长病其然也，出太古之轨，凿无穷之门，作为纪、传、世家、表、志，首尾具叙录，表里相发明，庶为得中，以是无愧。
太初以来，千有余岁，史臣接躅，文人比踵，卒不能有所改张。
奉而遵行，传以相授，斯亦奇矣。
唯荀氏（按：指荀悦——引者）为《汉纪》、裴氏（按：指裴子野——引者）为《宋略》，强欲复古，皆为编年。
然其善语嘉言、细事详正所遗多矣，如览正史，方能备明，则褒贬得失，章章于是矣。
今之作者，苟能遵纪传之体裁，同《春秋》之是非，文敌迁、固，直踪南、董，亦无上矣。
倘谬乎此，则虽服仲尼之服，手握绝麟之笔，等古人之章句，署王正之月日，谓之好古则可，顾其书何如哉。
[12]
在几乎所有关于编年、纪传孰优孰劣的辩难文字中，这可以被看作最精彩的一篇。
它首先肯定：不论编年、纪传，只要做到“是非与众人同辨，善恶得圣人之中，不虚美，不隐恶”
，都可以成为良史。
这就比一般参加辩难的史家看得更全面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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