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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是继范仲淹之后的一位改革家，他在推行变法之前的一份《上皇帝万言书》中，分析了当时种种社会矛盾，披露了他的重重忧虑。
《万言书》提出的社会问题是：
今采战国以来至周之显德，凡小大之国所以治乱兴衰之迹，举其大要，集以为图……凡一千三百六十有二年。
离为五卷。
命曰《历年图》。
敢再拜稽首，上陈于黼扆之前；庶几观听不劳，而闻见甚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知自古以来，治世至寡，乱世至多，得之甚难，失之甚易也……《易》曰：“君子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治不忘乱。”
《周书》曰：“制治于未乱，保邦于未危。”
今人有十金之产者，犹知爱之，况为天下富庶治安之主，以承祖宗光大完美之业，呜呼，可不戒哉！
可不慎哉。
[26]
这是司马光在撰写《资治通鉴》之前所撰写的一段文字，从中可以看出，史学家同政治家对世事的忧患是相通的。
司马光同王安石政见不合，而在忧患意识方面，却并无二致。
宋神宗一方面任用王安石变法，一方面又慨然为司马光所主编的史书作序，并赐名为《资治通鉴》，正可表明其相通之处。
南宋时期，因朝代更迭、政治形势骤变而更加激发了史学家的忧患意识。
他们受着“伤时感事，忠愤所激”
[27]的政治、文化氛围的影响，矢志著书，以存信史，以寄忧思，以警后人。
例如，李焘撰《续资治通鉴长编》980卷（今存520卷），徐梦莘撰《三朝北盟会编》250卷，李心传撰《建炎以来系年要录》200卷，都是属于两宋之际的本朝史，都是“忧世”
“泣血”
之作。
这个时期的另一位史学家袁枢，把编年体的《资治通鉴》创造性地改撰成纪事本末体的《通鉴纪事本末》，也寄寓了他的“爱君忧国之心，愤世疾邪之志”
[28]。
故当时的诗人杨万里说：“今读子袁子此书，如生乎其时，亲见乎其事，使人喜，使人悲，使人鼓舞未既而继之以叹且泣也！”
[29]这些话反映出史书所能产生的社会影响，也折射出史学家的忧患意识的感染力。
如果历史运动是两宋史家历史撰述的客观动因，那么，史家的忧患意识可以看作两宋史家历史撰述的主观动因。
当然，史家的主观动因，归根结底，还是受到时代的激励和历史传统的影响。
综上，可以做以下两点概括：第一，史家之忧，充分说明史家都是关注现实社会的前途命运的；第二，史家之忧，说到底是以社会之忧为忧，以天下之忧为忧。
中国史学的这一特点，在两宋时期甚为突出。
清人龚自珍说，“智者受三千年史氏之书，则能以良史之忧忧天下”
[30]，是很深刻的。
时下人们论人文精神，常常提到“人文关怀”
“终极关怀”
。
这种“良史之忧”
，是否就是一种“人文关怀”
“终极关怀”
的表现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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