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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意，因而招致速亡，如曹冏《六代论》、陆机《五等论》等，都是如此。
对于这样一个重大历史变动原因，许多史学家参与了论辩，并阐发了各自的历史思想。
其中以李百药、柳宗元分别写的两篇《封建论》最有影响，而柳文尤为知名。
柳宗元以大量的历史事实为根据，说明封建“非圣人意也，势也”
[14]。
他说的“势”
既有历史趋势之意，也有客观形势之意。
在柳宗元的论述中，包含了“圣人”
因势制宜的思想，他并没有完全否认“圣人”
的作用。
柳宗元历史思想中还有一点是很重要的，即他更重视“生人之意”
在历史变动中所起的作用。
他明确指出，其所撰《贞符》一文是证明“唐家正德受命于生人之意”
[15]。
“受命于生人之意”
，是作为“受命于天”
的对立面提出来的，而“生人”
是包含了普通民众在内的。
柳宗元把自唐初以来唐太宗君臣反复强调的“君，舟也。
民，水也。
水所以载舟，亦所以覆舟”
[16]的古训理论化了。
他对“生人之意”
的肯定，是从隋唐之际的客观形势中概括出来的，其中包含着他朦胧地看到的民众在历史变化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关于人在历史变动中的作用，在中国古代历史思想中，主要的和基本的方面还是肯定帝王将相的作用，像柳宗元那样明确地肯定“生人之意”
的历史作用的思想毕竟占少数。
不过，肯定帝王将相的作用，也有种种不同的情况。
一种情况是把历史的或现实的治乱兴衰、得失成败完全归结于个人的作用，这在古代史书中有较多的反映。
另一种情况是能够注意到统治集团中不同人才所发挥出来的群体作用。
例如，由魏徵执笔撰写的《隋书》史论，提出这样的见解：“大厦云构，非一木之枝，帝王之功，非一士之略。
长短殊用，大小异宜，楶棁栋梁，莫可弃也。”
[17]这种见解，比之于把“帝王之功”
完全归于一人一谋的论点，是很大的进步。
还有一种情况是能够注意到一定时势、环境对人们的影响和作用。
《隋书》史论在评论李圆通、来护儿等人时指出：“圆通、护儿之辈，定和、铁杖之伦，皆一时之壮士，困于贫贱。
当其抑郁未遇，亦安知其有鸿鹄之志哉！
终能振拔污泥之中，腾跃风云之上，符马革之愿，快生平之心，非遇其时，焉能至于此也！”
[18]这三种情况的基本倾向，都认为历史是少数杰出人物创造的，都属于英雄史观；但其间的差别也是很明显的，其中后两种观点在古代历史思想发展上有长久的传统和重要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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