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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谋”
和历史上的盛衰现象的转变，杜佑之论古今关系及“理”
与“势”
，柳宗元之论“天”
“人”
“理”
“势”
“圣人之意”
“生人（民）之意”
，叶适之论“天文、地理、人道”
与社会历史的关系，直至王夫之对“势”
与“理”
的关系做了历史哲学高度上的阐释，这个探索的过程始终没有中断。
关于理论方面的探索，就对史学的认识来说，也是很丰富的。
自孟子提出“事”
“文”
“义”
[36]这三个范畴后，班固评论《史记》就遵循于此。
《文心雕龙·史传》篇篇末赞语，可以概括为体、事、义、文、德五个方面。
《史通》丰富、发展了这些方面，确立了前所未有的史学理论范畴体系，这个体系的精髓可以概括为才、学、识三个基本的理论范畴。
才，应包含体与文；学，主要指事；识，就其基本方面说，应包含义与德。
宋人吴缜提出以事实、褒贬、文采为史学批评的标准，并认为事实是三者的核心[37]，这是对才、学、识范畴体系的一个发展。
至《文史通义》出，于才、学、识外，突出提出史德这个范畴，这更加强调了史家精神世界的修养。
同时，章学诚又提出“史法”
“史意”
，这可以被看作史家关于史学之史识的不同侧面或层次的概括，“史意”
更强调了史家在史学思想上的创新意识。
由孔子概括而由孟子表述出来的事、文、义三个史学理论范畴，经历代史家在两千多年中的不断探索、丰富、发展，逐步形成了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
本文所说的几个方面，尚难对中国古代史学的优良传统做全面的概括。
就是这里说到的几个方面，也只是我的一些初步认识，不当之处在所难免，希望能够得到读者和同行的指正。
从今天的认识来看，中国古代史学在发展中也有不足之处，甚至包含着不少谬误和糟粕。
尽管如此，它们毕竟掩盖不了它的优良传统的光华。
[1]龚自珍：《龚自珍全集》第1辑《尊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81页。
[2]［德］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6年，第161页。
[3]［英］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1卷《导论》，北京：科学出版社；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88页。
[4]班固：《汉书》卷六十二《司马迁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2735页。
[5]杜佑：《通典》卷三十一《职官十三·王侯总叙》，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849页。
[6]杜佑：《通典》卷一百八十五《边防一·边防序》，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4979页。
[7]杜佑：《通典》卷十三《选举一·选举序》，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30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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