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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典》自序说：“所纂《通典》，实采群言，征诸人事，将施有政。”
时人李翰、权德舆都指出了《通典》这种“将施有政”
的实际价值。
李翰《通典》序说：“今《通典》之作，昭昭乎其警学者之群迷欤！
以为君子致用在乎经邦，经邦在乎立事，立事在乎师古，师古在乎随时。
必参古今之宜，穷始终之要，始可以度其古，终可以行于今，问而辨之，端如贯珠，举而行之，审如中鹄。”
权德舆《杜公墓志铭并序》称杜佑“阅天下之义理，究先王之法志，著《通典》二百篇，诞章闳议，错综古今，经代（世）立言之旨备焉”
[27]。
这些评论都说明“《通典》的精华是‘理道’的‘要诀’”
[28]。
宋人朱熹说：“杜佑可谓有志于世务者。”
[29]这个评价道出了杜佑的撰述旨趣和《通典》的主要特色。
在中国学术界，长期以来有一种说法，认为经世致用之学兴于明清之际，这自有一定的道理。
但若从中国古代史学的经世致用的传统来看，则此说恐未必妥帖，还是可以做进一步讨论的。
中国古代史学的经世致用传统，在杜佑之后，经司马光、郑樵而继续发展。
郑樵提倡“实学”
，《通志·二十略》是其代表作。
而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和《稽古录》，则被称为“如桑麻谷粟”
[30]，世人不可不读。
这种传统在明清之际有了更大的发展，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顾祖禹等都有卓著的成就。
中国古代史学之求实的传统和经世的传统在总的发展方向上的一致性，可以从《史记》《通典》《资治通鉴》《天下郡国利病书》《读史方舆纪要》《读通鉴论》等各类有代表性的著作中看得很真切。
《史记》用很多篇幅论述秦汉之际历史经验、揭示当时社会问题，而被称为“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
[31]。
清代四库馆臣评论《通典》说：“凡历代沿革，悉为记载，详而不烦，简而有要，元元本本，皆为有用之实学，非徒资记问者可比。
考唐以前之掌故者，兹编其渊海矣。”
[32]这是把《通典》在求实和经世两个方面的优长都讲到了。
《资治通鉴》意在“监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
，而附以《考异》30卷，使其所记、所论有经得起检验的历史事实为基础。
历代盛赞《资治通鉴》者极多，金朝女真族统治者金世宗的话或许更有深意，他说：“近览《资治通鉴》，编次累代废兴，甚有鉴戒，司马光用心如此，古之良史无以加也。”
[33]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带有极鲜明的经世目的，而其书被称为：“可以不出户牖而周知天下之形胜，为地理之学者，莫之或先焉。”
[34]甚至被推崇为“数千百年所绝无而仅有之书”
（见此书魏禧序）。
关于求实和经世之一致的发展总趋势，还可以举出不少这样的实例来说明。
在中国古代史学上，有的统治者或有的史家，为着某种需要而掩盖历史真相或篡改已经写出的史书，这种现象是存在的，但这跟史学的经世致用并不是一回事，其间界限不可混淆。
如上文所说，这种曲笔作史的行为，只是中国古代史学发展中的支流，而且总是遭到后人的唾弃和鄙视。
从这两方面来看，是否可以认为，求实的传统和经世的传统，以及它们之间在总的趋向上的一致性，乃是中国古代史学发展的主流。
当然，如同任何时代的史家都会受到历史的局限一样，中国古代史家不论在求实方面，还是在经世方面，若以今天的认识来看，都是会有不少缺陷的。
历史地对这些缺陷做出说明，也是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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