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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左传·襄公十四年》，杨伯峻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1007页。
[17]参见《春秋左氏传》卷三十二“襄公十四年”
，《十三经注疏》本，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
[18]参见《左传·成公七年》，杨伯峻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832页。
[19]参见《春秋公羊传》卷十六“宣公十五年”
、《春秋穀梁传》卷十八“成公十二年”
、《春秋公羊传》卷二十五“定公四年”
、《春秋穀梁传》卷十九“定公四年”
，《十三经注疏》本，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
[20]《春秋穀梁传》卷十五“襄公三十年”
，《十三经注疏》本，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2432页。
[21]《春秋公羊传》卷二十四“昭公二十三年”
，《十三经注疏》本，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2327页。
[22]《孟子》卷一《梁惠王上》，杨伯峻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12页。
[23]司马迁：《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283页。
[24]《诗经》卷五《小雅·北山》，周振甫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335页。
[25]近人傅隶朴指出：“公羊释元年与春，都无甚异义，至谓王者‘谓文王也’，实属错误，古者天子建国，必改正朔，易服色，以示一新。
但周之建国始于武王，夫子称文王之德，是‘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文王以西伯终，生前未尝称王，何能改正朔？公羊徒见周庙昭穆，自文武始，而以周正为文王之正，殊为无知。”
（傅隶朴：《春秋三传比义》（上），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84年，第4页）傅著所作辨析，从历史事实上讲是完全正确的。
武王伐纣之前，殷未灭，正朔未改，自无疑义。
《公羊传》之误，当是定论。
《公羊传》本为解经之书，重在阐说“《春秋》大义”
，故时有与历史事实不合者。
此处意在尊周，尊周就要讲文、武、周公，以致陷于“殊为无知”
之境。
本文引用这一段话，意在强调“大一统”
观念提出的重要意义。
[26]司马迁：《史记》卷一百二十九《货殖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3261页。
[27]司马迁：《史记》卷四《周本纪》，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112页。
[28]司马迁：《史记》卷五《秦本纪》，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173页。
[29]司马迁：《史记》卷十五《六国年表》序，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685页。
[30]司马迁：《史记》卷五《秦本纪》，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194页。
[31]司马迁：《史记》卷三十一《吴太伯世家》，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1445页。
[32]司马迁：《史记》卷四十《楚世家》，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1690页。
[33]司马迁：《史记》卷一百十《匈奴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2879页。
[34]司马迁：《史记》卷一百一十四《东越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297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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