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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他从社会经济发展方面，给予“大一统”
的极高评价。
他写道：“汉兴，海内为一，开关梁，弛山泽之禁，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而徙豪杰诸侯强族于京师。”
[26]显然，只有在“大一统”
的政治局面下，才有可能“开关梁，驰山泽之禁”
，使商业贸易的发展把各地联系起来，互通有无，从而促进经济与社会的发展。
同样，“大一统”
观念在班固《汉书》中也有鲜明的反映。
《汉书·叙传下》中最后一段文字，即“凡《汉书》，叙帝皇，列官司，建侯王。
准天地，统阴阳，阐元极，步三光。
分州域，物土疆，穷人理，该万方。
纬《六经》，缀道纲，总百氏，赞篇章。
函雅故，通古今，正文字，惟学林”
。
这内容所反映的正是“大一统”
的历史局面和史学家的“大一统”
观念。
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思想。
秦汉大一统的政治局面，促进了人们“大一统”
观念的发展。
在史学家这里，“大一统”
观念大多以历史的形式表现出来，这在《史记》《汉书》中有多处记述，反映了“大一统”
观念在史学家思想中占有极重要的分量。
从多民族国家的历史来看，“大一统”
观念的多种反映，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史学家的民族史观念的发展以及多民族国家历史观念的发展。
这里所说的民族史观念，主要是指史学家对当时所处时代的民族或部族，与传说中的远古时期或上古时期的部族或民族某种联系的观念，同时也指史学家对某一民族的发展、演变历史的观念。
民族史观念的发展，一方面由于历史的发展促进了民族间的交往，使人们对民族史有了新的认识；另一方面是各民族自身的发展，增强了在历史进程中的影响，引起了人们更多的关注；还有一个方面，就是大一统的政治局面，要求史学家们对多民族国家的历史做出应有的说明。
《史记》和《汉书》集中地反映出了两汉时期史学家的民族史观念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司马迁在撰写《史记》过程中，具有民族史考察的自觉意识。
因此，他非常关注民族问题和民族活动地区问题。
这在本纪、表、世家、列传中多有记述。
例如，《周本纪》记其先人不窋、公刘事迹：“周道之兴自此始，故诗人歌乐思其德。”
[27]《秦本纪》说：“秦之先，帝颛顼之苗裔孙曰女脩。”
[28]《六国年表》说：“秦始小国僻远，诸夏宾之，比于戎翟，至献公之后常雄诸侯。”
[29]后来，秦国的称霸就是以戎狄之地为其支撑，《秦本纪》这样说：秦穆公时，“秦用由余谋伐戎王，益国十二，开地千里”
[30]。
可见，周、秦之兴，都与戎狄有所关联。
又如《吴太伯世家》记周文王以前有关其氏族之事，从太伯、仲雍“乃奔荆蛮，文身断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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