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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张，但从当时民族关系的发展来看，这是符合客观历史趋势的戎狄观。
正因为如此，从魏绛“和戎”
主张的背后，除了晋国的实际利益之外，也透露出“戎狄无亲而贪”
的观念在受到某种抵制，而这种抵制是因社会存在的变化而引起的观念上的变化。
这一点，在晋悼公“使魏绛抚诸戎，于是乎遂伯”
[8]的过程中，反映得极为突出。
魏绛“和戎”
后八年，晋悼公同魏绛有一次重要的喜剧性的对话，凸显了晋悼公在民族观上的变化。
晋悼公时对魏绛说：“子教寡人和诸戎狄以正诸华，八年之中，九合诸侯，如乐之和，无所不谐。
请与子乐之。”
[9]在晋悼公看来，“和诸戎狄，以正诸华”
这两件事是密切联系的。
晋悼公用“如乐之和，无所不谐”
来形容“和戎”
后的政治形势，实已表明他的戎狄观念随着历史形势的变化也发生了变化。
而魏绛进而明确地指出，“夫和戎狄，国之福也”
。
也就是说，只有对戎狄采取和好的态度和政策，才可能给晋国带来福祉，这同他当初说服晋悼公时的思想是一致的。
值得注意的是，魏绛在这里又提出了“乐以安德，义以处之，礼以行之，信以守之，仁以厉之，而后可以殿邦国，同福禄，来远人”
的见解。
这一见解，当不只是就“诸华”
而言，自也包含“诸华”
同“戎狄”
的关系。
魏绛还引用“居安思危”
的古训，认为“思则有备，有备无患”
，显示出他的政治远见和政治胸怀。
晋悼公所说的“抑微子，寡人无以待戎”
，说明他对戎狄的看法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春秋时期还有一种华夷观念，与上述两种观念不尽相同，这就是孔子所说的“裔不谋夏，夷不乱华”
[10]。
孔子认为，混淆了华、夷的界限，“于神为不详，于德为衍义，于人为失礼”
。
孔子的华夷观念，以“礼”
作为衡量的标准，实际上是赋予民族界限以文化的异同为标准。
这是他的民族观的特点，也是他的民族观的价值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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