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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个方面结合起来，构成了王夫之的发展变化的历史观。
他认为，评论历史，看待现实，只有“参古今之理势”
[53]，才能得到正确的认识。
再说辨析精辟的兴亡论。
一部《资治通鉴》，其旨在于“论次历代君臣事迹”
，以为“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
的根据。
王夫之的论，如他自己所说：“引而伸之，是以有论；浚而求之，是以有论；博而证之，是以有论；协而一之，是以有论；心得而可以资人之通，是以有论。”
[54]可见，王夫之的论已远远超出了《通鉴》本身所提供的思想资料，而具有独创的性质。
《读通鉴论》之论历代兴亡治乱，有这样几个重要方面。
第一，认为托国于谀臣则亡，国无谀臣则存。
[55]第二，指出了不重积聚、“无总于货宝”
与政治统治的关系。
[56]第三，指出了“风教之兴废”
与皇朝兴亡的关系。
这里，我们着重讲讲第三条。
王夫之认为：“风教之兴废，天下有道，则上司之；天下无道，则下存之；下亟去之而不存，而后风教永亡于天下。”
[57]这里说的“风教”
，主要是指人们的思想修养和行为原则在政治上的反映。
他结合东晋、南朝的历史论道：“大臣者，风教之去留所托也。
晋、宋以降，为大臣者，怙其世族之荣，以瓦全为善术，而视天位之去来，如浮云之过目。
故晋之王谧，宋之褚渊，齐之王晏、徐孝嗣，皆世臣而托国者也，乃取人之天下以与人，恬不知耻，而希佐命之功。
风教所移，递相师效，以为固然，而矜其通识。”
[58]这些话，很深刻地反映出东晋、南朝门阀地主的特点，即他们把家族的存亡置于皇朝的存亡之上，而他们当中有一些人是所谓“世臣而托国者”
。
这实在是当时政治的悲剧。
与此相联系的是，王夫之还指出自汉迄隋，有“伪德”
“伪人”
造成政治败乱的现象，也是一个重要的历史教训。
[59]王夫之从“风教”
论到“德化”
的诚与伪，是指出了意识形态对于政治的重要。
《读通鉴论》对于历代治乱兴衰之故的辨析十分广泛，有些是针对具体问题说的，有些则是具有普遍性的认识，其中多有超出前人的地方。
中国古代历史理论的名篇与名著所论述的问题，范围恢宏，内容丰富，如对其有条理地进行整理，正确地加以解释，则其理论的魅力定会进一步显示出来，从而对今人的启发所能产生的影响，也一定会更加有力。
当然，关于这件有意义的工作，人们只有认清了中国古代历史理论的特点之后，才有可能自觉地去研究、去发掘，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新的创造，促进当今中国史学的理论建设。
[1]关于这个问题，人们在理解上和解释上不尽相同。
参见陈启能：《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载《光明日报》1986年12月3日；瞿林东：《史学理论与历史理论》，载《史学理论》1987年第1期；何兆武：《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近现代西方史学著作选》编者序言，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1～2页。
[2]参见《历史研究》1992年第2期。
[3]参见章学诚：《文史通义》卷一《易教上》，叶瑛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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