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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术与“守之”
之术亦当有异。
这个具有哲理性的历史经验，是汉初许多有识之士所关注的。
《过秦论》之所以成为千古名篇，在于它对如此重大的历史变动做了合乎于理性的评论。
关于《人物志》。
著者刘邵是三国魏初人[42]，曾“受诏集五经群书，以类相从，作《皇览》”
，又与人合作作《新律》18篇，著有《律略论》，还“受诏作《都官考课》”
，《法论》《人物志》是他的代表作。
刘邵谙于典制，精于考课，深于品评人物，时人称赞他的才识“非世俗所常有”
。
他所处的时代，以及他本人的经历和才识，是他能够写出《人物志》一书的几个重要原因。
《人物志》3卷12篇：卷上包括九征、体别、流业、材理，卷中有材能、利害、接识、英雄、八观，卷下含七缪、效难、释争。
《人物志》的主旨是：“辩性质而准之中庸，甄材品以程其职任。”
[43]《人物志》品评人物的理论基础，是以先秦朴素唯物思想的五行说与人体的自然本质骨、筋、气、肌、血相配，然后再与五常，即仁、义、礼、智、信相结合，作为判断人物才性的根据。
这是由于，当时人们认为人的才性出于自然。
《人物志》把人材分为三大类，谓之“三度”
，即兼德、兼材、偏材，认为中庸是最高的品评准则，只有“兼德”
才符合这一准则。
其开篇《九征》具体论述了人物才性的九种表现，这就是：“性之所尽，九质之征也。
然则平陂之质在于神，明暗之实在于精，勇怯之势在于筋，强弱之植在于骨，躁静之决在于气，惨怿之情在于色，衰正之形在于仪，态度之动在于容，缓急之状在于言。”
由五行而五常，由九征而三度，由三度而推崇中庸，这是《人物志》品评人物之理论的基本脉络。
此外，它还以中庸为准则，剖析了12种偏材的特点（《体别》）；指出材能无大小之分，而关键在于用其宜，分析了才与能的区别（《材能》）；辨析了英与雄的两种素质的特征，认为“聪明秀出谓之英，胆力过人谓之雄”
，只有“兼有英、雄”
，才能“成大业”
（《英雄》）；讨论了鉴定人物才性的具体方法（《八观》）；指出了品评人物的七种误区（《七缪》）；分析了知人之难与荐人之难的种种原因。
《人物志》是一部品评人物的理论著作，其学术思想渊源兼有儒、道、名、法诸家。
[44]刘知幾认为：“五常异禀，百行殊执，能有兼偏，知有长短。
苟随才而任使，则片善不遗，必求备而后用，则举世莫可，故刘劭《人物志》生焉。”
[45]这几句话，概括地指出了《人物志》的基本理论和撰述目的。
《人物志》之于史学的密切关系，是它第一次从理论上系统地分析了历史活动中的主体在才性上的种种差异，以及认识这种差异的社会实践意义。
《人物志》或许受到《汉书·古今人表》的启发，但它在理论上的认识已远远超出了后者。
明人郑旻说它“三代而下，善评人品者，莫或能逾之矣”
[46]。
《人物志》强调人的才性出于自然，具有朴素的唯物思想，但书中关于后天培养对人的作用，以及人在社会生活中会发生变化等问题，所论甚少。
确如刘邵所言：“人物之理，妙不可得而穷已。”
[47]
关于《读通鉴论》。
《读通鉴论》是王夫之阅读《资治通鉴》而撰写的一部历史评论，全书30卷，包括秦史评论1卷，两汉史评论8卷，三国史评论1卷，两晋史评论4卷，南北朝史评论4卷，隋史评论1卷，唐史评论8卷，五代史评论3卷。
从理论上看，它涉及上自三代、下至明朝的许多重大历史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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