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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是学风问题。
今天看来，这仍然是一个严峻的问题，主要表现为理论的失落、对学术史不够尊重以及文风的浮华等，这些问题就不再重复了。
这里要说的是，任何一个学者都应当认识到，自己的研究是在前人的启发下、在前人的成果的基础上进行的。
我们中国学术讲究考镜源流，不能轻视前人，更不能鄙薄前人。
时下，对他人成果的不尊重是我们经常会碰到的。
再就是片面性、浮躁和夸张。
例如，写书评，评价过高或者过分否定，这都不恰当。
中国人讲究中庸之道，就是要恰当，恰当是最佳的状态。
评价不适度、不恰当，这是我们在学风中普遍存在的问题，不利于中国当代史学的发展。
我建议有造诣的史学工作者，除了自身的研究领域以外，能够多关注理论问题，关注史学发展趋势，关注一些倾向性的史学现象，发表评论，促进中国史学沿着正确的方向健康地发展。
这是我们史学工作者的社会责任和历史使命。
[1]参见白寿彝：《白寿彝史学论集》（上），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462～568页。
[2]参见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新史学》，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3页。
[3]杜佑：《通典》自序，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1页。
[4]吴兢：《贞观政要》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1页。
[5]司马迁：《史记》卷三十《平准书》后论，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1443页。
[6]柳宗元：《柳河东集》卷一《贞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18页。
[7]参见司马迁：《史记》卷九十七《郦生陆贾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2699页。
[8]司马迁：《史记》卷三十《平准书》，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1420页。
[9]《论语·子罕》，杨伯峻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91页。
[10]《左传·昭公十七年》，杨伯峻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1389页。
[11]参见脱脱等：《金史》卷五十一《选举志一》总叙，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129页。
[12]参见脱脱等：《辽史》卷六十三《世表》序，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949页。
[13]《孟子》卷十四《尽心下》，杨伯峻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328页。
[14]参见《春秋穀梁传》卷三，《十三经注疏》本，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2374页。
[15]参见顾炎武：《日知录》卷二十六“《史记》于序事中寓论断”
，黄汝成集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1429页。
[16]参见刘知幾：《史通》卷六《叙事》，浦起龙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165～180页。
[17]参见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九十九《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27～28页。
[18]《孟子》卷六《滕文公下》，杨伯峻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155页。
[19]参见吴缜：《新唐书纠谬》序，丛书集成初编本，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3页。
[20]参见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卷二十《史乘考误》引言，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361页。
[21]章学诚：《文史通义》卷三《文德》，叶瑛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278～27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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