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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所说的新社会史与传统意义上的社会史是不一样的。
有两种社会史观，一种是郭沫若、吕振羽、侯外庐等人所研究的社会史，讲社会发展的进程和规律，是和社会发展的阶段和一定的社会形态相结合的社会史研究。
新社会史是研究社会的各个方面、各个层面的状况，如风俗、时尚、人群、社区、城镇等。
现在的问题在于，新的社会史研究拓展了历史研究领域，有新的气象，但不应忽视，更不能轻易否定以往的社会史研究，也不应把以往的社会史研究和现在的社会史研究对立起来。
我们应该提倡两种社会史研究都要发展。
在一定意义上讲，历史学如果不对社会历史发展进程做出解释，不对社会发展阶段做出解释，这种历史研究或许是没有抓住根本。
有了马克思主义史学以后，我们才知道中国历史是怎么走过来的。
20世纪的新历史考证学取得了重大的成就，但我们要知道中国历史是怎么发展过来的，还是要读郭老等老一辈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著作。
尽管他们在对有些问题的说明上今天还可以研究，但在大的方向上是正确的。
当然，传统的社会史研究，确有需要改进和创新的问题，关键是尊重事实，而不是恪守教条。
第三，中外史学交流不断加强的趋势。
这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已经很突出了，在21世纪还会进一步发展。
从国际史学大会、一般性国际研讨会到个别的交往都在发展，在交流过程中，无疑会促进中国史学的发展，特别是开阔中国史学家的视野。
但在借鉴他人成果的时候怎样反映自我？事实上，这两者并不矛盾，要反映自我就不能脱离古代史学的遗产、近代史学的遗产、马克思主义史学的遗产，否则就会失去自我。
失去自我就不能叫作交流。
这些年来，在中外史学交流方面，特别是著作出版方面，引进和输出不成比例。
大量的西方著作翻译过来，而中国史学家的著作很少能被介绍出去。
我们的出版部门应该考虑这个问题。
这种在交流中不成比例的现象是目前存在的一个突出问题。
这个问题，呼吁多年了，但目前似乎还没有引起应有的关注。
以上讲的三个趋势，在目前是比较明显的。
面对这种情况，可以用大家常说的一句话来概括：是挑战，也是机遇。
关键在于，需要有更多的史学工作者自觉地关注这些趋势，以更大的热情、更多的理性来思考和抉择。
关于当前史学工作存在的问题，上面已讲到了一些，这里再讲几点想法。
第一，是中国历史学界存在轻视理论的倾向。
一些史学工作者只关注自己的具体研究领域，是可以理解的，但这对史学发展的整体面貌是很不利的，同时也使得历史学的理论研究不能更快更好地发展。
我们知道，关于理论问题，一定要有和专业相结合又能够致力于理论研究的人，才能把理论问题研究好。
因此，历史学中任何一个研究领域里的学者都有必要关注理论问题，这可以促使中国历史学的整体面貌有更大的改变。
第二，是青年史学工作者缺乏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修养。
这种情况的产生，一个重要原因是青年学者没有获得一个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有效机制，大学的课程结构是否符合这样的机制，还可以研究。
马克思主义是科学体系，研读有关的名著，应有基本的保证。
第三，是关于历史学的性质有种种不同的认识。
历史学是什么？是人文学科、社会科学还是一门艺术？如果说历史学是艺术的话，那么历史学研究的成果就是不可信的。
当然，这就连带产生出一系列问题，如历史能被认识吗，史学家研究历史的意义究竟在哪里，等等。
这一方面是同后现代思潮的影响有关，另一方面也同我们的理论研究跟不上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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