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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在许多正史里面都有少数民族传记。
可见，写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历史这个传统是主流。
所谓中国古代史书主要是记述汉族历史的观点，不符合中国史学本身发展的实际。
（二）多样的表现形式
中国古代史书体裁多种多样，丰富多彩，各有所长，互相补充，形成了对客观历史纵横交错、详略有致的表现形式。
每一种体裁都有不少代表性著作，突出地表现出此种体裁的优点和它所记述的历史内容的价值。
以编年体史书为例，就有《春秋》《左传》《资治通鉴》《续资治通鉴长编》，还有清代的《续资治通鉴》等。
《资治通鉴》的问世表明编年体史书已经发展到非常成熟的阶段，该书还附有《资治通鉴目录》《资治通鉴考异》。
《资治通鉴目录》可以看作是一个纲要，《资治通鉴考异》是司马光关于文献选择的一个记录。
同一件事情有不同的记载，为何选择这个，不选择那个，司马光都做了说明。
同一件事情有许多相同的记载，但是本子不同，有详略的差别，有时间先后的差别，选择哪一种，也有交代。
这说明司马光治史的态度是很严谨的。
《续资治通鉴长编》学习了司马光这种编纂史书的方法，尽管它不是最后的成稿，但是也有很高的价值。
纪传体史书从《史记》《汉书》到历代正史，作为综合体的史书，更全面地反映了历史的面貌。
梁启超在一百多年前发表《新史学》，说“二十四史”
是二十四姓之家谱。
[2]他对“二十四史”
的这种看法应当说是不对的。
他的看法影响了20世纪前三四十年，到今天仍有人持这种观点。
“二十四史”
确是记载了许许多多帝王将相的历史，他们占了主要地位，但是“二十四史”
并不只是帝王将相的历史。
如果我们今天还很简单地把“二十四史”
仅仅看作是帝王将相的历史，那么对于中国历史上的许多事情我们就不知所云、无从知晓了，对中国历史上的经济、政治、文化、民族关系就无从去研究了。
1935年，顾颉刚在为《二十五史补编》写序的时候曾对“二十五史”
做了评价，说：“‘二十五史’为中国历史事实之所荟萃。”
历代正史得到这样的评价应该是最高的评价了，因为它记载了历史事实，这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的历史学是在继承前人而不是否定前人的基础上发展的，否定了前人我们也无从发展。
典制体（亦作“典志体”
，我习惯用“典制体”
）史书从唐朝杜佑的《通典》（第一部典章制度的通史）、《唐会要》到《文献通考》，直到历朝会要，其中以《通典》的成就为最高。
《通典》从历史观点、编纂方法、所述内容来看都非常重要。
《通典》有两个突出特点。
第一个特点是讲求经世致用。
杜佑说：“所纂《通典》，实采群言，征诸人事，将施有政。”
[3]意思是说编纂《通典》就是要用它来作为处理政治事务的参考。
第二个特点是重视社会经济的作用。
《通典》分为九门，食货为首，经济放在第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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