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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多方面原因造成的，归纳起来是：“第一，许多史学工作者研究的领域是客观历史的某些方面，一般不甚关注作为一个学科的史学本身的问题，因而不熟悉史学自身的发展情况。
第二，史学史是一门年轻的学科，而中国史学史研究者因历史条件和自身的原因，长期以来也未曾对中国史学上的理论遗产做深入的和有系统的历史考察与理论说明。
第三，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的一些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著作被大量介绍到中国来，引起人们的兴趣和关注；有些同行甚至以此为标准反观中国古代史学，于是‘理论贫乏’之感油然而生。
第四，对于东西方史学在表现其理论的内容和形式上，未能充分考虑到各自的特点，换言之，在‘理论’的探讨上，尚未能着眼于从本民族的遗产出发。
总之，这种情况的出现，有历史上的原因，也是专业工作者在研究上存在的不足所致。
需要说明的是，此种情况，近年逐渐有所改变，前景是令人鼓舞的。”
[7]我想，如果以平和的、理性的和实事求是的态度来对待中国古代史学的理论遗产，我们终究会给它一个合理的位置和恰当的评价的。
以上三个方面的问题，都是近二十几年来在历史学的理论研究中所碰到的。
这些问题不能说现在都已经解决了，人们的认识还是要不断发展的。
研究者的任务在于，适时地、明确地提出问题，结合自己的专业和兴趣，努力探索，积极进取，为促进史学发展和学科建设尽绵薄之力。
20世纪的中国史学，在理论上是有突出的成就的。
引入进化论和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并把它们和历史研究结合起来，可以说是中国史学在理论上最重要的成就。
说到史学理论和历史理论方面，前者有梁启超的《中国历史研究法》及《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李守常（大钊）的《史学要论》、柳诒徵的《国史要义》等，都是名著；后者有翦伯赞的《历史哲学教程》、邓初民的《中国社会史教程》等，也都是名著。
这是新中国成立以前的一些成就。
新中国成立以后的五十多年，历史学在理论建设上的成就，范围更广泛，有些领域更深入。
但是，我们也应当承认，当今中国历史学界，在理论研究方面同国外同行相比，重视的程度是不够的，这既影响了中国史学的发展，也限制了中国史学走向世界。
在历史学的理论研究如何进一步发展的问题上，历史学界很多同人认识到：在唯物史观基本原理的指导下，总结和吸收中国古代史学、近代史学的理论遗产，继承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论创造，借鉴外国史学的理论成果，结合丰富的历史事实，用中国的风格、语言，撰写出多种形式的理论著作，把中国历史学的理论研究推向新的阶段。
这是许多朋友的愿望，也是许多朋友的志向。
本书是我近二十年来关于中国史学的理论遗产研究之部分所得，既包括历史理论问题的研究，也包含史学理论问题的研究。
为便于读者的阅读，全书分为上、中、下三篇：上篇，以问题为中心，或做系统的探讨，或做专题的研究；中篇，以史家为出发点，或评论其在理论上的建树，或阐发其在某一个方面的卓识；下篇，以史书为依据，揭示其理论特点及其在史学发展上的地位。
各篇之中，有的问题讨论历史理论，有的问题讨论史学理论，有的则兼而论之，了然可辨，不再赘述。
书后附附录一篇，约略反映出我研究中国史学史的路径。
我对于中国史学的理论遗产的研究，仅仅是开始，是起步。
我想，未来的研究任务仍然是十分艰巨的，而本书所存在的缺点和不足也在所难免，我期待着各方面的读者的批评、指正。
瞿林东
2004年5月5日
[1]白寿彝：《白寿彝文集》第6卷，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375页。
[2]白寿彝：《白寿彝文集》第6卷，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375页。
[3]参见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第1卷《导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
[4]瞿林东：《史学理论与历史理论》，载《史学理论》1987年第1期。
[5]瞿林东：《史学理论与历史理论》，载《史学理论》1987年第1期。
[6]何兆武主编：《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近现代西方史学著作选》，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1页。
[7]参见本书《中国古代历史理论的特点》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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