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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自由”
两派爆发空前激烈的论战时，女作家方方问我，“自由派”
到底是哪些人。
我数了几个大名鼎鼎的代表人物，方方还奇怪地说，有没有搞错，这不都是《天涯》的作者吗？虽然事实如此，《天涯》在某些圈子里还是被判定为“新左大本营”
。
其实新左派”
这个标签至少有两代的历史。
早一代，是出现于九十年代初北京文坛某些圈子里若隐若现的流言中，当时是指张承志、张炜以及我，当然还有别的一些作家和批评家。
这些作家和批评家因为从各自角度对文化拜金大潮予以批评，被有些人视为“阻挡国际化和现代化”
的人民公敌。
当时的市场经济巳经给部分都市（与大部分乡村关系不大）的部分阶层（与城市下岗群体等关系甚少）带来了繁荣，联结东京、汉城、和新加坡的中国东南沿海发展带已经卷人了经济全球化的进程。
于是在某些人看来，历史已经终结了，流行的作家形象似乎应该是这样了：男作家在麻将桌和三陪小姐那里开发幽默，女作家在名牌精品屋和阳刚老外面前操练感觉，市场时代的诗情应该在欧陆风情的酒吧里一个劲地孤独，市场时代的先锋应该动不动就要跑到西藏去原始一番或者要挎个性伴侣撒野以示自己决不向官僚政治屈服。
据说有些人正在“解构一切宏大叙事”
，但他们在清算革命时代的罪错之余却在精心纺织另一个更为宏大的叙事：全球资本主义的乌托邦。
似乎山姆大叔都是雷锋，五星宾馆都是延安，只要有了大把港币和美元就成了高人一等的“红五类”
。
在一段时间之内，中国的文学对这种新意识形态的大军压境竟然无能作出有力反应，拜金专家们却被一些老作家赏识和追捧，被文学新人们央求作序，被刊物请去当策划主持，被报纸请去作专题采访。
张承志是最先对这一切表现警觉和抵抗的作家。
他从日本回国，“祖国的江山扑面而来”
，这样的句子让我心动。
他走访穷人，捍卫弱族，痛斥新一代权贵和“西崽”
，其偏激处和不太偏激处都让很多人不快。
见我还在四处乐呵呵地滥用宽容，他好几次批评我的思想“灰色”
，似乎恨不得在我屁股上踢一脚从而让我冲到更前面一匙。
这时候被指为“新左派”
的人，其实还只是在道德层面表现出仓促的拒绝，多数人甚至与自己的论敌还是自家人，还共享着许多逻辑和想象，比如大家都对市场和资本的扩张充满着乐观主义的情绪，都多多少少深藏着一个美国式的现代化梦想。
这个梦想是八十年代的果实。
从八十年代过来的读书人，都比较容易把“现代”
等同“西方”
再等同“市场”
再等同“资本主义”
再等同“美国幸福生活”
等等，剩下的事情似乎也很简单，那就是把“传统”
等同“中国”
再等同“国家”
再等同“社会主义”
再等同“‘文革’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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