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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著《那一代人》，他将“五月风暴”
比作一场小型歌剧，种种主义者挥舞着他们的旗帜，上台就是为了谢幕。
但是那些旗帜在街道上挥舞，在街墙上停留，在记忆里留下了颜色。
毫无疑问，“后现代主义”
肯定是其中最引人注目、最富生命力的旗帜。
如果说“五月风暴”
并没有改变世界，“五月风暴”
的参与者最终也没有使自己变得与其对立面有所区别，那么在“五月风暴”
中孕育而生的“后现代”
思想是否令我们的知识图景有所改观？使我们看待世界的方式有所改变从而最终改变这个世界呢？
利奥塔将“后现代”
态度界定为“不相信宏大叙事”
，并以此凸显了叙事与知识的关系，从而对启蒙以降的现代理性主义传统展开了深刻的反思。
利奥塔之所以如此防范宏大叙事，是因为宏大叙事中含有未经批判的形而上学成分，它赋予了叙事一种霸权，这是通过赋予其合法性来实现的，这一霸权夸大了叙事与知识的等同。
但是，利奥塔一再强调宏大叙事的不可信，并不意味着一切叙事都是不可信的。
正是利奥塔所坚持的怀疑精神，赋予了知识分子对付绝对主义的策略，从而使知识分子的自觉意识（包括对知识、对公共标准、对自身地位的警惕），成为了任何讨论和批判的前提。
事实上，“后现代”
正在改变着世界，因为它成了许多学者完成独到而出色的工作的犀利武器，并对揭示隐蔽的结构性的不公平，反映弱势族群的利益等进步的政治实践产生了积极的意义。
然而，如同芭芭拉·伊扑斯登指出的那样，庸俗的“后现代主义”
也在泛滥成灾，一种“后现代亚文化群”
在学术体制中拥有越来越明显的权势地位。
除了“后现代”
，其他一切思想均被指责为陈旧和保守，具有反讽意味的是，以反抗霸权为出发点的后现代主义本身正在演变为一种话语霸权，而在“后现代”
名义下展开的种种关键词的堆砌，宣言声讨式的檄文，艰涩隐晦的文风，正在使严肃认真的学术研究沦为令人厌恶的知识傲慢和俏皮的知识分子游戏。
在这个意义上，“后现代”
同样没有使自身变得与其批判对象有什么差别，它甚至让世界变得比以前更糟，因为经过庸俗“后现代”
的洗礼，我们已经学会不再认真地看待事物，如今的农泰尔学院学生会不无怅然地说：“三十年前，是可以有选择的，而人们事实上都严肃对待这种事情。”
三十年后，当丹尼尔·科恩-班迪重游故地讲述“三十年后留下的东西”
时，学生们只不过是在嬉笑声中向他的脸上扔了一块奶油蛋糕，唯一能让这位老前辈宽慰的是，这是现在被认为革命的姿态。
也许伊汉·哈桑的话是一语中的的，后现代主义既助长了不确定性，又助长了固有性，不知道我们是否可以武断地推论：也许“后现代”
既令世界有所改变，又令世界无须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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