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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社会机制也提出了解释的需要，这是各种解释学包括马克思主义解释学存在的基本根据之一，同时，解释学应借鉴精神分析的基本模式，对政治无意识的社会机制、内容、性质、症状等作出分析和解释，因此这种解释“并非不像精神分析的阐释（确切地说，由它自己的独特内容、对无意识的解析以及力比多的性质等衍生出来），这种模式的基础是区分症状与被压制的思想，区分明显的和潜在的内容，区分掩饰的行为和被掩饰的信息。
这种初步区分已经回答了我们的基本问题：为什么首先需要解释？”
[221]（4）马克思主义的文化解释学应当着重分析文化艺术文本的政治无意识结构和机制。
他认为文化艺术文本是一种特殊的意识形态话语，它像拉康所说的那样，是包含能指（意识）与所指（无意识）的关系的符号或象征行为（symbolicact），也是一种在社会阶级之间进行战略思想对抗的活动。
因此，文化意识文本与政治无意识的关系是极为复杂的，这种关系是由生产方式、意识形态，社会文化、艺术文本之间的多重关系构成的：文本与外在现实和文化关系十分密切，往往是外在的现实与意识形态、文化之间种种矛盾的集合点，从而成为一种内在的意识形态；而作者创造文本时，他所处的历史和意识形态又与现实的深层本质并不一致，从而形成一种社会意识形态、文化的亚文本。
而政治无意识是这一系列意识形态复杂关系的共同机制和中介，如詹姆逊在该书的副标题上所显示的那样，政治无意识乃是“作为社会符号行为的叙述”
，所以，上述种种复杂关系都可归结为“社会符号行为”
即政治无意识，它提供了在不同层次间历史、现实与自我、意识形态与无意识之间进行转换的手段和机制。
在此意义上，文化意识文本乃作为社会政治无意识的符号结构而存在。
它为现实中无法解决的问题，提供一个想象的答案。
而文化批评或解释学就是通过“重写”
文本来揭示上述政治无意识的复杂结构和机制的，具体来说，就要把从社会现实和意识形态作者所处的社会亚文本——艺术文本——批评、解释这一过程看作一系列符号行为（能指与所指、意识与无意识）的复杂关系。
批评、解释的任务是要揭示这种意识形态的一种亚文本的“重写”
。
在此意义上，詹姆逊称这种批评、解释是“历史主义的马克思主义”
。
（5）精神分析的真正对象不应限于弗洛伊德所说的“性欲”
，而是广义的“欲望”
。
欲望是人类社会的原动力，是人类社会生活的基本组成部分。
不同的社会生产方式满足人们欲望的程度不同，意识形态在人们的欲望得不到满足时，形成压抑机制（政治无意识）并为这种压抑机制提供合理性解释。
（四）从政治无意识理论出发，主张当代文化解释学和批评应从认识论转向道德论、价值论。
他认为批评、解释的主要领域不是认识论而是道德论，主要不是对存在作抽象的思考，而应积极地否定现存社会，并说明这种否定将会导向一种自由的社会。
他曾写道：从德里达回到尼采，就是要看到可能存在一种大不相同的二元对立的解释，它的肯定和否定最终融于一种区分善恶的思想。
表现二元对立意识形态的形而上是伦理学；如果我们不能理解为什么伦理学本身是意识形态的载体，是权力和控制的具体结构的证明，那么我们就忘记了尼采思想的冲击，就丧失了一切丑恶刻毒的东西。
詹姆逊把当代西方哲学和批评从认识论和形而上学转向伦理学范畴，指出德里达虽揭示了西方传统和当代思想中的二元对立，但他仍然没有注意善与恶这种类似的道德上的二元对立。
这是其政治无意识论的道德、政治倾向的一个极好注解。
詹姆逊为其找到的对当代资本主义进行文化批判的锐利武器——马克思主义而感到自豪，他说：“我的立场是，只有马克思主义才提供了对历史主义两难困境（dilemmaofhistoricism）的一种哲学上连贯一致、意识形态上令人信服的（pelling）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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