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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面介绍可见，“内部形式”
更主要的是作为“辩证批评”
的操作方式而由批评家掌握的，因此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马克思主义批评重构了一部文学作品的内部形式——既是作为具体的伪装，又是作为具体的揭示”
。
[209]这种内部形式是作品内容、形式一体化的隐匿结构，辩证批评则通过由表及里的分析而“重构”
这种内部形式，从而使之由隐而显。
最后，詹姆逊的辩证批评追求共时性与历时性的统一，把共时性分析纳入历时性轨道之中。
这一追求是针对从俄国形式主义到结构主义美学割裂共时性和历时性，片面强调共时性的弊端。
他着重分析了俄国形式主义和结构主义批评的理论基础和思维模式——索绪尔的共时性语言学，指出把共时性与历时性对立起来，片面强调共时性的作法是“武断的，其方法论的前提也是一种同样武断的价值判断：即‘任何东西只要有一点意义，他就必须是共时性的’”
[210]。
这“是一条反历史主义的原则”
[211]。
他还进一步指出索绪尔这种“双相对立原则”
与辩证法的矛盾对立是完全不同的，它“是不对历史的，也是不符合辩证法的”
[212]，而按此种思维模式发展起来的俄国形式主义和结构主义文论势必一开始就具有同样的局限性。
他在充分肯定俄国形式主义（以什克洛夫斯基的“陌生化”
理论为代表）的成就的同时，也深刻地揭露了其局限性。
他准确地归纳和描述了“陌生化”
理论的思路：“首先是通过析离出纯文学本身；其次是通过建立起存在于这个共时系统中的各种关系的一种模式；最后……是通过对一种共时状态转变到另一种共时状态……所表现出的向历史的返回”
。
[213]指出这种理论“把文学变化当成一种不变的机制，认为它任何时间任何场所都始终如一”
，它向历史回归是“将历时性变成仅仅是一种表面现象，破坏了对形式变迁的任何真正的历史意识”
。
[214]
詹姆逊更用力于对结构主义的评价，包括对其局限性的揭示。
他认为结构主义的思维模式不仅是将共时性与历时性相对立，而且将能指与所指、符号与意义相对立。
由于结构主义对能指的过分强调，而使之与所指相分离，因而“往往会忽视实物本身，即忽视‘现实世界’中的指涉物”
，它“起到了加强事物自身内部本已存在的脱离实际的倾向和致使上层建筑与现实隔绝这样的作用”
[215]，这就导致结构主义同样缺乏历史意识，违背唯物史观。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詹姆逊提出“最好的把结构主义理解为一种哲学上的形式主义”
[216]，它与俄国形式主义殊途而同归。
有鉴于俄国形式主义和结构主义的局限性，詹姆逊的辩证批评力图冲出“语言的牢笼”
，克服这种机械对立的思维模式。
他指出，如果共时与历时、能指与所指这些双向对立“最终证明是错误的或者是容易引起误解的话，那么唯一的解决办法是把哲学问题提高到一个更高的辩证水平上，选择一个新的出发点。
按新的范畴把有关的问题彻底重新提出”
[217]，即要在辩证的高度上将被截然割裂的这些对立面重新统一起来，“只有以此，或以相类似的东西为代价，共时分析和历史意识、结构和自我意识、语言和历史这些东西的成对的、显然是无法比较的要求才能得到调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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