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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召集前委、革委、各军及地方负责干部联席会议，传达中央精神，宣布今后要打红旗、分田地，继续战斗，决定起义军撤向海陆丰，贺龙、刘伯承、林伯渠、廖乾吾等离开部队，回中央另行分配工作。
10月上旬
与张发奎接洽未果。
“到汕头后，恩来同志代英同志叫我去香港接洽张发奎（偕行者为江董琴）。
动身那天，敌舰已开始袭击汕头，到港始悉张已赴广州，后来他虽派了代表来谈，也毫无结果，适汕头失守之报至，我们因既不能回前方，遂商之阮啸仙同志。
遂移居澳门。”
10月10日
朱其华回忆：“双十节之夜，语罕与三二酒肉朋友，饮于油麻地伟晴街之某号。
酒后又继以赌，正在兴高采烈之际，不意侦探撞门而人，将加以拒捕，幸语罕机警，急出港币三百元贿探，乃得免尝铁窗风味。”
10月15日
贺龙、叶挺、吴玉章、谭平山、林祖涵、恽代英、张国焘、周恩来等齐集香港。
会议决定，留恽代英、叶挺等在广东工作，高语罕赴俄，周恩来因病，暂在香港修养，余人均回上海，向中央报到。
10月
高语罕起草《给中共中央的报告》。
提出对于八一事件的意见：“（A）政治上的。
革命委员会始终没有明确的政纲在民众中宣传，而且头上还戴着倒霉的国民党左派的帽子，其实国民党何尝有左派，只有国民党中的共产派左派这个名辞，一到时局紧张，便出了空虚。
所以做政治工作的，一路之上，只有吃饭睡觉，闹得不但民众不晓得我们干的是什么一回事，就是军中的士兵，也大半不明瞭。
还有说这是叶挺、贺龙想做军长、总指挥罢了。
而且我们国民革命直到社会革命的中心问题，只是‘土地革命’。
但是，在路上就没有听见革命委员会，对于这个问题，在民众中切实宣传过，更谈不到实行。
当时大家都抱着秋毫无犯，王者之师的梦想（我也是其中之一），所以我们得不到民众的帮助，这是‘八一’事件政治上的失败。
（B）军事上的。
我们同志负责军事责任的，很少对于战略上战术上能以担得起指挥大部队作战的（刘伯承同志还好，但广东地形情势不熟悉），比如当时名义上四个军长：十一军叶挺、二十军贺龙、十五军刘伯承、九军朱德，大致除了刘伯承同志之外，都犯了一个毛病——轻敌——疏忽，就说希夷同志吧，论他对于主义的认识，在几个军事同志中，要算最好的，但他那种疏忽的毛病，实在太危险了。
所以会昌第二次战役，几乎在那时就完了。
因为到了会昌以后，南山岭（会昌第一险要，第一高山，俯瞰全城）只配备了七四团的一两连人，对岸一连人，至于不取道筠门岭直捣敌人的中路，以摇撼广州，而乘其未备，这是军事上的失败。
当时我病热，神经错乱，以为我军正准备退却，我不能行，恐为敌人俘虏，引枪自裁，后为周师（士）第部下所救，送回军部。
我在谵语中曾痛说希夷等对于军事之疏忽，后来同志告我，我始知之。
亦可见我对于工作心余力拙之一斑矣。
尤可笑者，贺龙同志的指挥军队的态度，简直莫名其妙。
我跟他到三河坝，到潮州，我们的先头部队还未到，而总指挥部的船只，已经驶到，刚到三河坝（敌人已于前夜退去），敌人又开了四五只小轮的兵来，若不是敌人不晓得虚实，就那一次便完了。
（C）组织上的。
我们在军中对于小组会议，没十分注意，这是大的缺点（这是我就亲历者说话，因为我没有参加小组会议，便说不注意，也许是有），弄得军部C.P.与非C.P.的同志不能发生十分的联系。”
高语罕还表示了对于中央的最近政策的意见：“对于中央最近的政策完全信任，必须这样才可以战胜党内的机会主义、军事投机等等危险的倾向。
现在革命已到了极其严重时期，如果党没有绝对的威权和积极的适当的政策，是不能够领导工农群众的。
在这个严重时期，一些在党内的知识分子，自然发生恐惧，渐渐退出，这是一个好的现象。
国民党之如是的狞恶翻动，也是由于客观方面，农工群众革命的（潮）流所鼓**，所影响，于以见阶级斗争之烈，而国民党反革命的面目亦完全暴露于民众之前，未始非促进我们的历史使命之一道也。”
高语罕还谈了个人的希望：“中央现决定我赴俄，只有静待。
在未赴俄之前，我打算做一本批评三民主义的书，或者作几篇宣传的文字，送到编辑委员会备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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