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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祯长编》:不录著者姓名,崇祯十六年冬十月至十七年朱由检殉国的史实。
《北使纪略》:明末汉奸陈洪范做的。
这篇日记叙述陈洪范、左懋第、马绍瑜等北使的经历,其中所言自然是在掩盖他的变节,但从另一方面,也可在字里行间找出明清两国的统治阶层在民族斗争与社会斗争中敌和友的关系。
《青磷屑》:作者应喜臣为崇祯元年的进士,后追随史可法。
弘光监国后到扬州失守,史公殉国诸大事。
《浙东纪略》:萧山徐芳烈著。
所记乃是弘光出走,南京败亡,潞藩出降,鲁王浮海一年有余的兴亡大事。
《庚寅始安事末》:瞿元锡记述他的父亲瞿式耜永历四年(1650年)11月5日同总督(兵部侍郎)张同敞(张居正的孙子)殉难的遗事。
《也是录》和《求野录》:邓凯于永历十二年间,自江西逃至广西,见了桂王。
王即命他为随扈总兵,一直到缅王把永历帝送给吴三桂,他从没离开过左右。
这两册书是十二年以后桂王监国之记,是很可靠的史料。
《永历纪年》:著者黄宗羲,与戴笠的《行在阳林》所记略同。
《明亡述略》:述明怀宗崇祯皇帝一代迄于桂王之亡的史实,且为本辑所收各种史料的总结,也可以说是上述各种史料的一个大纲。
高语罕认为,明朝之亡是经过两种斗争:第一时期是国内的社会斗争,即伟大的农民战争结束了他的一统江山;第二时期外来的民族的侵略战争结束了南明各个小朝廷的偏安之局。
这不是说,当国内战争时没有民族战争,而当民族战争时没有国内战争:两者不是截然两起的,恰恰相反,他们常常是参伍错纵、互为因果的。
崇祯皇帝是一个极力想好而不懂人情世故的家伙,他看见中官所矫饰的军营操练的外表,便喜出望外,以为军队已大为整顿,有恃无恐。
朱元璋原来是个市集中流氓无产者,照合肥人的土话说,就是乡间的“无二鬼”
。
想出“八股试帖诗”
那样一种科举政策:一是以功名牢笼民众中间的上层及一般的知识分子;二是用毫无内容而又必须用毕生精力和余闲把一般民众的聪明才力都消耗尽于乌有之乡,使他们没有经历和余闲想到社会的不平,想到谋反、造反上头去。
崇祯亡国,就他的祖宗和他所属的社会来说,实在的因果相循,毫厘不爽。
他同十八世纪九十年代法国皇帝路易十六遭遇了同一命运。
至于那时为什么让满洲闯进来,统治了我们二三百年之久?吴三桂之降清,其大前提是新地主对于农民叛乱之不可调和的对立有以致之。
吴三桂和克伦威尔都不只是个人的关系可断言也。
这一客观的历史真理自然也适用于每一个开门揖盗的卖国贼——张邦昌、秦桧——所以国内的斗争激烈的时候,只顾少数集团利益的人,十有八九都甘心情愿出卖民族的利益,古今中外历史上这类事情真是所在皆有,不算稀奇。
中国的新地主既与之合作,以讨伐农民的叛军,李自成自然不能支持,而为李自成打断了脊梁的明朝统治者的尾巴——弘光、圣安、永历各小朝廷,自然更不堪一击。
一个农业(同时是手工业)立国的民族,往往被一个文化较落后的游牧民族所侵入,这在世界历史上也是常有的。
因为游牧民族因生活动**不定,遂养成一种好斗的精神,与好战的冒险性,满清之于中国就是这样。
人民大众的心理向背是决定民族战争的胜负与国家政权谁属的唯一因素,明清两代的统治者以拉拢这一因素为己助,而取得政权,后来也就以欺骗这一因素,失去他的拥护而毁灭,这便是我们所说的“历史法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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