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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自私的、反动的，也绝对不能允许的。”
陶行知不仅这样说了，而且也这样做了。
他积极地投入了党所领导的当时的民主主义革命。
一九四五年，当他知道了传闻特务头子陈立夫“要割掉上海的盲肠”
的消息后，于七月十六日写信给育才学校师生说：“现在民主斗争已经到了最尖锐的阶段，反民主分子不惜用恐怖手段来抵抗那不可抗拒的大势。”
“我提议每逢死了一位民主战士，即以感召培养一万位民主新战士来顶补，死了一百位民主战士，即以感召一百万民主新战士来顶补。”
并于七月二十五日逝世。
盖棺论定，这就是陶行知一生中的“行知行”
。
这难道能说明陶行知和杜威一样，站在垄断资产阶级的立场，把“做”
局限于日常生活和具体经验有关的范围之内，搞有用即真理吗？
以上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说明了陶行知的教育哲学不是实用主义，相反地是对实用主义的背叛。
陶行知的“行知行”
，的确是陶行知站在人民大众的立场，不断改造世界观所取得的成果。
须养本、王思清两先生断然做出了这样的结论：“‘四人帮’干扰破坏教育工作的罪行几乎大部分与实用主义教育在中国的翻版‘生活教育’是一致的。”
陶行知的“生活教育”
是不是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在中国的翻版呢？杜威确曾打出教育于自身以外无目的的幌子，但是，杜威所说的“教育即生活”
“学校即社会”
，是要把生活局限于教育的范围内，把社会局限于学校的范围内，以便培养适应于资本主义社会所需要的人才。
陶行知自己说翻了半个筋斗提出了“生活即教育”
和“社会即学校”
。
他说：“学校即社会，就好像把一只活泼的小鸟从天空中捉来关在笼里一样。
它要以一个小的学校去把社会所有的一切的东西吸收进来，所以容易弄假。
社会即学校则不然，它是要把笼中的小岛放到天空中使它能够任意翱翔。”
杜威认为，“把人分为许多固定的所谓阶级……是难以置信的”
，认为“教育在形成社会意识的过程中起着一种调和作用”
。
这不正是陶行知所指出的学校即社会“容易弄假”
吗？陶行知站在人民大众的立场，像鸟一样在天空中任意翱翔，因而他看出了士大夫的教育和大众的教育的区别。
他说：“少爷小姐有的是钱，大可以为读书而读书，这叫小众教育，大众只可以在生活里找教育，为生活而教育。
当大众没有解放之前，生活斗争是唯一的教育。
自有人类以来，社会即是学校，生活即是教育。
士大夫之所以不承认它，是因为他们有特殊的学校给他们的子弟受特殊的教育。
从大众的立场上看，社会是大众唯一的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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