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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即是说，教育应是一个诱导、启发而不是反复灌输的过程，教育必须讲求自然，决不能忘记每个孩子都有一个无可替代的人格。
在这方面，既不能说“使他们成长”
，也不能说“把他们发展”
，主角总是孩子自己。
因而应该用“让我们共同成长”
，“让我们一起发展”
等这样的心态去对待才对。
创价教育就是要揭示这种强行灌输式的现行教育方案的不适和危害；该教育系统旨在通过集得、善和美于一体的价值观来引导人们创造美好生活。
它并非专注于培养单纯的认知或感情方面的能力，而是将每个学生作为一个完整的人，通过和谐统一的教学方案为学生综合能力的开发提供指导。
需要强调的是，教育的民主性离不开主体在与对象性客体相互作用的活动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能动性、自主性、自为性和自律性。
能动性侧重指主体所表现的认识和实践能力，自主性侧重强调主体所表现的权利、地位与价值追求，自为性和自律性则更多强调主体所表现的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侧重于主体意志、情操、责任感与使命感。
二者互相依存、相互渗透。
没有民主，后者就失去了基础；后者是前者的表现形式，没有能动、自主、自为和自律，前者就失去了载体。
只有二者兼有，才是健全的民主性。
当然，无论是陶行知还是牧口常三郎，都强调民主，但不主张民主泛滥，或者说，他们既强调认识和改造自然、自身以及世界的能力，又注重人行为的正确方向，是能驾驭自己朝着正确方向前进的民主。
这一点正是当今那些单纯强调工具主义或智育第一的主体性的人所应该学习和借鉴的，也是我们在素质教育的理论和实践中所应该重视的。
二、民族性
民族性也是陶行知和牧口常三郎教育思想中的主要特点之一。
陶行知诞生在中华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时代。
从他记事之始，侵华弱华亡华与救国强国兴国，这相生相克相反相成的两大势力，就在神州大地不断演出惊天动地可歌可泣的种种活剧。
戊戌维新、甲午战争、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入侵、《辛丑条约》签订、在中国领土上大打出手的日俄战争、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和抗日战争的伟大斗争……可以说，陶行知始终生活在以民族救亡图存为中心的时代大磁场中。
他的一生事业，也始终如磁针一般，百转不移地指归于爱国兴国的大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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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面对危亡的国势，每一个关心国事的中国人都必须做出自己的回答。
于是，千千万万志士仁人围绕救国救民的主题，纷纷走上探索之途。
各种答卷以各色各样的主义、口号和方法，应运而生。
作为一名教育家，陶行知立足本职，把教育事业视为最重要的社会改良方法之一，视为拯救国家和民族的切实要途。
早在1914年的金陵大学毕业论文《共和精义》中，他就明确指出：中国要改变贫弱面貌，克服政治上的种种弊病，渐臻富强民主之共和佳境，都须臾不能离开教育。
在20世纪20年代初期推行平民教育运动时，陶行知就立志“要用四通八达的教育，来创造一个四通八达的社会”
。
他代表全体从事乡村教育的同志撰成十八信条中的第一条便是：“我们深信教育是国家万年根本大计。”
[18]创办晓庄更是源于这种深沉的爱国爱民之情。
就像他所言：“晓庄是从爱里产生出来的。
没有爱便没有晓庄。
因为他爱人类，所以他爱人类中最多数而最不幸之中华民族；因为他爱中华民族，所以，他爱中华民族中最多数而最不幸之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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