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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创价教育之父”
。
为了实现其教育改革理念，牧口常三郎于1930年创立创价教育学会，[5]后因反抗日本军国主义而被捕入狱，在狱中虽然多次遭到审讯，但是他始终不背弃自己的信仰，最后在东京拘留所因营养失调而病逝。
[6]尽管牧口常三郎在生前没有引起当时日本政府和社会的足够重视，但这并没有影响他的价值存在，相反，随着世界民主和平步伐的加快，其人本主义教育理论、人道主义竞争理想等价值观念为创价学会的继承人户田城圣先生和池田大作先生所弘扬，他所开创的事业与时俱进，已成星火燎原之势。
陶行知和牧口常三郎的教育思想，紧紧植根于对人的生命和人类和平的热爱，体现出强烈的革新精神和深沉的忧患意识。
透视他们教育思想特质，可以发现，由于二人所处的国情、学术背景、家庭状况、社会阅历等诸多差异，彼此有着各自独特的个性，但我们也会发现他们之间存在着许多相通之处，突出表现在民主性、民族性、创造性和实践性等几个方面。
一、民主性
民主性是陶行知和牧口常三郎教育思想的一个显著特点。
纵览陶行知的教育思想，不难得出如下结论：陶行知的生活教育理论在本质上与中国几千年来的传统的专制教育格格不入。
他认为，旧中国教育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没有民主，没有自由，整个教育为官僚主义所劫持，成为政治争斗的实习场，成为铸造高等游民的洪炉。
“政府视教育为敷衍门面之工具，社会亦视教育为但种恶因之赘物。
远识者但有浩叹，近视者则更漫不措意。
而置身教育界之人士，亦多数为生计所迫，为政治恶势力所困；甚且有冒充教育家而争夺教育一席地，为猎取官位之梯阶。”
[7]他强烈呼吁教育界同志都来一个总反省、总忏悔、总自新。
他警醒世人，今日教育“再不断然予以改革，则危机既成，我民族之灭亡，殆真不必待诸十年以后矣”
。
[8]
陶行知一向反对没有民主的被动专制式的教育。
他认为，所谓被动就是不能自动。
被动自然要受到人家的牵制，而且愈被动愈受牵制。
“牵制愈多，则民族性愈弱，国势愈危”
。
[9]他说，中国的教育完全是被动的。
所以产生一种坏的现象，就是有的说而不动，有的简直不敢动。
整个社会就被“勿视、勿言、勿听与勿动”
所钳制。
“非礼勿视、非礼勿言、非礼勿听、非礼勿动”
是民族自杀的口号，是大人的乱命。
“小孩不视便是瞎孩子。
小孩不动便是死孩子。
我们要想创造新民族，只能提倡科学的看，科学的说，科学的听，科学的动！”
[10]新教育的目的，就是要养成“自主”
、“自立”
和“自动”
的共和国民。
因为只有能自主的人，才能做到“富贵不**，贫贱不移，威武不屈”
；只有自立的人，在天然界群界之中，能够自衣自食，不求靠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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