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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提倡“教学合一”
，把教师的“教”
和学生的“学”
结合起来，要求教师照顾学生的才能和兴趣，要求学生自觉、自动，并要求教师一面教一面学，“以教人者教己”
，“为教而学”
，这就是“因材施教”
和“教学相长”
的思想。
后来陶先生认识到实践的重要性，于是“提倡教学做合一”
，以“做”
为中心，“在做上教，在做上学”
。
他本来相信王阳明的“知行合一”
说，所以他的名字由文濬改为知行。
后来他认为王阳明的“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
这个见解是错误的，认为他是旧教育偏重读书的根子，而反过来认为“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
才是正确的，于是又改名行知，他的认识论最后发展到“行知行”
说，是很大的进步。
但是把认识论完全搬到教学论上来，把二者等同起来，那就错了。
毛泽东同志指出：“一切真知都是从直接经验发源的。
但人不能事事直接经验。
事实上多数的知识都是间接经验的东西，这就是一切古代的和外域的知识。”
[16]人类知识用书本记录下来供后代学习，这是进步的。
读书是必要的。
学校年数有限，把知识经过选择，编成教科书供教学之用，这又是一个进步。
把教科书教好学好，是师生应有的职责。
问题是书本知识有真有假，所以盂轲说：“尽信书不如无书。”
王船山反对“迷书”
。
旧传统教育迷信读书和死记硬背的方法，是应当反对的。
但反对的人往往提出一些忽视读书而过分强调实践的意见，颜习斋强调习行而把读书比作吃砒霜；杜威反对旧传统的读书教育而主张“由做而学”
；陶先生也为了反对传统教育，强调“做”
，并主张“在做上教，在做上学”
。
固然在教学上不可没有“做”
，教自然科学就要做实验。
但不能把“做”
当作一切教学的中心。
陶先生反对“读死书，死读书，读书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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