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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美在适当”
。
周作人则率先提出，现代散文是“记述的，是艺术性的，又称作美文，”
且“须用自己的文句与思想。”
朱自清主张“意在表现自己”
，崇尚写“独得的秘密”
。
再比如，沈从文一味要在散文里“写我自己的心和梦的历史。”
并特别强调，“把文学附庸于一个政治目的下，或一种道德名义下，不会有好文学。
用文学说教，根本已失去了文学的意义了。”
坚持文学的纯艺术性，像他的同道何其芳、李广田、萧乾，直至他的弟子汪曾祺，均如是；章依萍则代表“海派”
作家直言不讳地表示，“所谓文人的著作，在高雅之士看来，诚为不朽之大业，而在愚拙之我看来，在资本主义之下，一切的著作，无非皆是商品而已。”
坚持文学的商品性。
像与之归于一派的张爱玲、苏青等，也都明确地说，他们是为生活、为钱而写作。
在今天看来，即便是为稻粮谋，却写得一手好文章，已无可厚非，不太再会被轻易指摘为思想格调不高或人品低下了。
正是从这个角度也说明，诚如梁遇春所说，“自从有小品文以来，就有许多小品文的定义，当然没有一个是完全对的。”
可我还是最心仪他以26岁年轻生命留下的那份洒脱与率真，以及只能是天赋的灵性与悟感。
他以为，散文就是“用轻松的文笔，随随便便地来谈人生。”
而且，比起诗来，散文“更是洒脱，更胡闹些罢！”
我颇以为然。
其实，追踪20世纪中国现代散文的脚迹，无论是早期的“语丝派”
，“论语派”
，赞美母爱的“冰心体”
，“跑野马”
的徐志摩散文，还是被一度奉为新经典的杨朔、秦牧、刘白羽三家散文，直至海峡对岸立志要“剪掉散文的辫子”
的余光中，甚或近来的“大文化散文”
也好，“小女人散文”
也罢，至少在一点上是一致的，即“我手写我口”
。
不管何种“文调”
，无论向杂文倾斜的硬邦邦抨击时政的，还是抒情感怀到软绵绵无病呻吟的，或触景生情得悲歌哀怨、如泣如诉的，散文在某种程度上，是可以作为灵魂的避难所或精神的栖息地而存在的。
艺术是独立的，散文须是个性的。
于中国现代文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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