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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将刘整叛降元，劝元人攻襄阳。
自1268年至1273年，被围凡五年，宋人不能救，襄阳遂陷。
明年，度宗崩，子恭帝立。
伯颜自两湖长驱南下。
1276年，临安不守，谢太后和恭帝都北狩。
故相陈宜中立其弟益王于福州（今福建闽侯县），后来转徙，崩于碙州（在今广东吴川县海中）。
其弟卫王昺立，迁于崖山（在今广东新会县海中）。
1279年，汉奸张弘范来攻，宰相陆秀夫负帝赴海殉国。
张世杰收兵图再举，到海陵山（在今广东海阳县海中），舟覆而死。
宋亡。
中国遂整个为北族所征伏。
宋朝的灭亡，可以说是我国民族的文化，一时未能急剧转变，以适应于竞争之故。
原来游牧民族以掠夺为生产，而其生活又极适宜于战斗，所以其势甚强，文明民族，往往为其所乘，罗马的见轭于蛮族，和中国的见轭于五胡和辽、金、元、清，正是一个道理。
两国国力的强弱，不是以其所有的人力物力的多少而定，而是看其能利用于竞争的共有多少而定。
旧时的政治组织，是不适宜于动员全民众的。
其所恃以和异族抵抗的一部分，或者正是腐化分子的一个集团。
试看宋朝南渡以后，军政的腐败，人民的困苦，而一部分士大夫反溺于晏安酖毒、歌舞湖山可知。
虽其一部分分子的腐化，招致了异族的压迫，却又因异族的压迫，而引起了全民族的觉醒，替民族主义，建立了一个深厚的根基，这也是祸福倚伏的道理。
北宋时代，可以说是中国民族主义的萌蘖时期。
南宋一代，则是其逐渐成长的时期。
试读当时的主战派，如胡铨等一辈人的议论，至今犹觉其凛凛有生气可知（见《宋史》卷三七四）。
固然，只论是非，不论利害，是无济于事的。
然而事有一时的成功，有将来的成功。
主张正义的议论，一时虽看似迂阔，隔若干年代后，往往收到很大的效果。
民族主义的形成，即其一例。
论是非是宗旨，论利害是手段。
手段固不能不择，却不该因此牺牲了宗旨。
历来外敌压迫时，总有一班唱高调的人，议论似属正大，居心实不可问，然不能因此而并没其真。
所以自宋至明，一班好发议论的士大夫，也是要分别观之的。
固不该盲从附和，也不该一笔抹杀。
其要，在能分别真伪，看谁是有诚意的，谁是唱高调的，这就是大多数国民，在危急存亡之时，所当拭目辨别清楚的了。
民族主义，不但在上流社会中，植下了根基，在下流社会中，亦立下了一个组织，看后文所述便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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