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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时提醒良知，遵照他的指示做，莫要由他昏蔽，这个便是致良知。
如此，凭你在“事上磨炼”
也好，“静处体悟”
也好。
简单直接，一了百了。
这真是理学中最后最透彻之说，几经进化，然后悟出来的。
讲理学的人，本来并没有教人以空疏。
但是人心不能无所偏重。
重于内的，必轻于外。
讲理学的人，处处在自己身心上检点，自然在学问和应事上，不免要抛荒些，就有迂阔和空疏之弊。
程朱一派，注意于行为，虽然迂阔空疏，总还不失为谨愿之士。
王学注重于一心—在理学之中，王学亦称为心学—聪明的人，就不免有猖狂妄行之弊。
本来猖狂的人，也有依附进去的。
其末流流弊就大著。
于是社会上渐渐有厌弃心学，并有厌弃理学的倾向。
但这所谓厌弃，并不是一概排斥，不过取其长，弃其短罢了。
在明末，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三先生，最可以为其代表。
这三位先生，顾王两先生，是讲程朱之学的。
黄先生则是讲陆王之学的。
他们读书都极博，考证都极精，而且都留意于经世致用，制行又都极谨严，和向来空疏、迂阔、猖狂的人，刚刚一个相反。
中国自秦汉以后，两千年来，一切事都是因任自然，并没加以人为的改造。
自然有许多积弊。
平时不觉得，到内忧外患交迫之日，就一一暴露出来了。
自五代以后，契丹、女真、蒙古，迭起而侵掠中国。
明朝虽一度恢复，及其末造，则眼看着满洲人又要打进来。
反观国内，则朝政日非，民生日困，风俗薄恶，寇盗纵横，在此都觉得相沿的治法，有破产的倾向。
稍一深思熟考，自知政治上、社会上都须加一个根本的改造。
三先生的学问，都注意到这一方面的。
黄先生的《明夷待访录》，对于君主专制政体，从根本上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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