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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王公大人制造乐器、厚敛民财、耗费民资，只供他们少数人享乐，无补于广大百姓温饱。
乐器制成之后，还需要人演奏歌舞，荒废了男耕女织，影响了农业生产。
在他看来，制礼作乐实在是大可不必，恢复已经崩坏的礼乐更是没有必要。
第九是节用。
与其反对浪费的观念相一致，墨子又提出“节用”
的主张，强调人人过节俭的生活。
他说：“凡足以奉给民用则止。
诸加费、不加于民利者，圣王弗为。”
（《节用中》）举凡饮食、衣服、丧葬等，都要“去无用之费”
（《节用上》）。
第十是节葬。
墨子非常痛恨当时社会盛行的厚葬、久葬之风。
他认为，这不仅导致大量财富用于死人，造成许多贫穷百姓倾家**产，而且助长了天子诸侯残酷的杀殉行为，“天子杀殉，众者数百，寡者数十；将军大夫杀殉，众者数十，寡者数人”
（《节葬下》），夺走了许多百姓的生命。
对于儒家所鼓吹的那一套烦琐的丧葬礼仪，如服丧三年之类，墨子也展开了猛烈的抨击，认为这是“久丧伪哀以谩亲”
（《非儒下》），既影响了正常的生产与生活，又不能真正哀悼已死的亲人，实不足取。
从这些概述中，我们大抵可以对墨子的基本观念有一些了解。
就墨子立论的基本立场而言，他的论述都是基于现实的层面出发的。
面对春秋战国时期的混乱局面，在墨子看来，要改变社会的状况，达到理想化的生存状态，就必须针对现实的问题提出切实可行的方法。
儒家的解决方式，自然不具可操作性，因为它会造成社会资源的浪费和人民的疲惫。
从这些论述中，我们可以深切地体会到作为一个现实主义者，墨子对于百姓生存状态的深刻关怀。
我们应当说，作为现实主义者，墨子确实抓住了当时社会的症结所在，提出了变革的主张。
这些主张从理论的层面来说，也是切实可行的。
但是，在一定意义上，墨子这种现实主义是行不通的，这些想法具有比孔孟儒家更理想化的倾向。
虽然墨子认为这样做可以给人君、社会带来利益，但是，这种利益与人君对于利益的界定是否一致呢？墨子以“利”
作为立论的基础，然而“利”
毕竟具有非常明显的个体差异性，它跟主体的现实状态、需求以及个性等都有着密切的联系。
当我们以这样的“利”
作为基础去建立一个普遍可行的理论范式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这里面充满很多理想化的假定和状态。
但是，不管怎样，墨子毕竟发现了现实中存在的问题，也试图以一种比较切实可行的方法（至少在墨子看来是这样）来解决问题，墨子所依赖的方式，无疑是自利的，也是利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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