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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勒敦的普遍历史猜测表明，游牧部落是理想，现代化是问题。
最初的纯净世界将会被盘踞在城市中的颓废的邪恶吞噬，他认为这一点不可逆转。
早在中世纪，市民化的拉丁欧洲可能就开始转变观点。
方济各修士雷根斯堡的贝特霍尔德（Berth，1210—1272）赞美城市，说城市的安全和便利让市民享有一切祈祷的自由。
在赫勒敦一个世纪之后的马基雅维利也提出政治理论，这两位最重要的区别在于，赫勒敦不仅信任部落联盟的道德规范，而且认为宗教在权力的维持和扩张中扮演核心角色。
他在《历史绪论》的每一页中都赞美真主，哲学、逻辑学、自然科学对他来说似乎很危险。
这种论证有深刻的根源。
早在10世纪，倭马亚王朝的支持者就抨击他们痛恨的阿拔斯王朝，指责他们居然推广希腊科学，并认为这是伊斯兰衰落的原因。
奥斯曼帝国苏丹穆罕默德二世公开支持希腊科学，到中世纪晚期，像他这样有文化的统治者越来越罕见。
伊本·赫勒敦的分析是否正确？“颓废”
的城市被看作阿拉伯人衰落的原因，在他的时代就被证明是不正确的，要是阿拉伯的高墙之内能够钻研技术并锻造武器，他们本可以征服草原和沙漠。
今天人们可以冷静地反驳赫勒敦，恰恰是贸易和商业、技术和科学——我本人对后者并无异议——使一个国家强大，而不是血脉、部落荣耀或简单的农业生产。
正是希腊人的思考铺垫了欧洲的技术突破。
最后，在荷兰人和意大利人手中臻于完美的表现现实的艺术并非没有意义，当然我们说的是除了古代之外的艺术，它也是绝对的欧洲特色。
绘画艺术很早就与印刷技术一起为科学和技术服务。
与“其他”
地区相比，差异也很明显，特别是在解剖学领域。
这些差异常常又明确体现在宗教领域。
阿波罗只到犍陀罗国[84]：宗教、艺术、解剖学
德国人约翰·亚当·库尔穆斯（JohannAdamKulmus）的解剖图表经荷兰人再版，1771年辗转到达一位日本学者之手，他不禁瞪大了眼睛。
这本书远远超过这个日本人了解的一切，尽管他对中国的资料早已烂熟于心。
他立即着手翻译，即使伊斯兰国家的解剖学著作也无法与拉丁欧洲质量精良的文献相提并论。
例如，波斯医生曼苏尔·伊本·伊利亚斯（MansuribnIlyas）在1390年前后完成了一部解剖学著作（插图75），其中的图例几乎无法用于实践目的。
即使到17世纪，这本书还一直被沿用，因为显然没有更好的作品问世。
但至少有一位穆斯林解剖学家舍姆瑟丁·印塔基（SIntaki）曾经复制了维萨里著作中的插图。
插图75：曼苏尔·伊本·伊利亚斯，《人体解剖图》，伊朗，约1390年，1488年复制图，贝塞斯达，国立医学博物馆
长期以来，自然主义艺术主要是欧洲的事情。
如维萨里的《人体构造》这样的卓越成就有漫长复杂的前史，可追溯到希腊古代和天主教早期的几个世纪。
相应地，技术能力也并非一蹴而就。
其他地区没有或者很少有这种逼真的表现方式，这可能要归咎于不同的审美观念以及不同的图像概念。
伊斯兰社会和犹太教一样都遵循十诫中的图像禁令——准确来说，其实只是禁止雕塑。
虽然不可能完全排除图像的存在，但穆斯林本来对图像也没有什么热爱，人像雕塑也极少。
圣训中对石头或色彩描摹出的东西一直都持不友好态度，可能是因为早期传统，那时候穆斯林与异教的“偶像崇拜者”
发生很多冲突，《古兰经》对这一问题没有多言。
圣训中说，图像和狗一样都不纯洁。
图像导致偶像崇拜，分散了祷告的注意力。
谁敢描绘活着的人或动物，这样的画家是创造者真主的敌人，小心要下地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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