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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遭到法学家兼人文主义者约翰内斯·罗伊希林（JohannesReu，1455—1522）的反对，后者还编写过希伯来语的语法。
罗伊希林发问：如果不懂《圣经·旧约》的语言，如何实践基督教神学？如萨鲁塔蒂等人文主义者一样，他坚信在《塔木德》和卡巴拉中隐藏着古老的智慧。
他认为犹太人的经文是上帝的见证，基督徒和犹太人一样崇拜上帝。
他援引皮科·米兰多拉的话，说最能证明基督神性的科学就是魔法和卡巴拉。
当科隆审判官对这位人文主义者展开异端审判时，形势变得危险，但罗伊希林得到了德国人文主义精英的支持。
他们选择了反对狂热最锋利的武器：幽默。
1515年，他们发表了用蹩脚拉丁语写的虚构信件，并把普费弗科恩和在科隆担任教授的审判官冠为作者。
这些“蒙昧主义者”
把自己看成是“懒惰****的公鸡”
，喜欢饕餮大餐又爱酩酊大醉，为荒谬的神学辩论花费精力。
这场风波在宗教改革的风暴中渐渐平息，但它显示出，知识分子圈会迅速为反对僧侣、大学神学和“罗马”
做出反应。
对路德的成功起到至关重要作用的是印刷机，其让学者之间的争论演变为人民运动。
1520—1526年投放于市场的传单数以百万计，路德的通告也在不安的德国市民世界中找到了最早的读者群，他们是识字的中产阶级，还有熟知批判性争论的人文主义学者。
从一开始，宗教改革的反对者和追随者都全力以赴。
例如，匿名的“庄稼汉”
把一个淳朴的农民塑造成一个明智的圣经专家，与反对改革的方济各会修士托马斯·穆尔纳（ThomasMurner，1475—1537）进行争论。
穆尔纳是受过人文主义教育的天才辩论家，他1522年发表了极具讽刺的《伟大的路德派傻瓜》用以反击。
这次争辩让我们看到，路德的反抗已经释放出强大的社会力量。
穆尔纳在标题《路德派打着“自由”
大旗的非法要求》一节中抨击路德教会无视一切人类诫命。
在他看来，除了上帝，他们可能不听从任何人，他们希望主会允许他们的一切行为。
“如果牛不肯套轭马不愿上颈圈农夫不想犁田地肯定耕不好。”
末日阴影：农民起义
路德在城市中得到很多支持，此外还有贵族圈子，特别是在帝国的骑士阶层——他们觉得自己被挤在越来越有钱的市民资产阶级和亲王侯爵之间，饱受压榨。
王侯现在不再需要骑士，而是依仗雇佣兵、枪炮和法律来统治国家。
大多数骑士都不得不融入这种环境，只有马上比武能让人匆匆一瞥他们昔日的荣光。
但有一个人试图抵抗这种时代，他是莱茵河中游地区的一个富人，名叫弗兰茨·冯·济金根（FranzvonSi，1481—1523），他为许多王侯领导过雇佣兵，也算比较成功。
路德最早的支持者、与他地位相同的诗人和辩论家乌尔里希·冯·胡腾让他接触到令人振奋的新学说。
济金根为受迫害的改革者提供庇护，在他的一座城堡中，教士可以用德语布道，并与普通教众分享圣杯。
复仇欲、掠夺欲以及拥有自己的公国的欲望，这些都融汇成了更高尚的目的，让济金根想从罗马的暴政当中解放自己的“祖国”
。
他曾袭击特里尔选帝侯，但他高估了自己的能力。
一支贵族联盟的军队击溃了这支骑士队伍，并攻入济金根藏身的堡垒。
这位雇佣军将领失去了生命，也让特里尔地区失去了宗教改革的所有机会。
早期现代国家又一次赢得了一场战斗。
宗教改革的焦点维滕贝格也展现出路德的学说中一些隐藏着的一触即发的东西，而且它们不仅仅威胁着教皇和他的各地神父。
路德离开的日子里，一些追随者占了上风，他们在这里对教会和社会进行更彻底的净化。
神学院院长安德烈亚斯·博登斯坦（AndreasBodenstein，1486—1541），又称卡尔施塔特（Karlstadt），对路德来说是亦父亦友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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