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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于，人们在日耳曼尼亚的土地靠近罗马界墙的这一侧找到了丰富的帝国遗迹遗物，从帝国的传统中看到的是家园。
热衷于考古的最早一批人包括奥格斯堡书记员康拉德·波伊廷格（radPeutinger，1465—1547）博士。
他是马克西米利安皇帝手下的法学家和顾问，曾在博洛尼亚和帕多瓦接受教育，他收集古董，复制并出版铭文。
和他的名字连在一起的是一份罗马帝国晚期交通地图的中世纪副本，策尔蒂斯在一个修道院图书馆中偶然将其寻得并捐赠给了这位奥格斯堡的书记员，所以这本长达6米多的地图册被称为《波伊廷格地图》。
在纽伦堡，人文主义者和城市医生哈特曼·舍德尔（1440—1514）出版了一本内容丰富的铭文集。
他的城市在当时也已经是北部文艺复兴的中心地带之一。
纽伦堡最著名的市民是阿尔布雷希特·丢勒，阿尔贝蒂和菲奇诺给他的美学思想打下了深深的烙印。
与南方艺术的接触对丢勒的绘画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1506—1519年，彼得·维舍尔（PeterVischer）和他的几个儿子在纽伦堡的圣塞巴尔德大教堂修建了塞巴尔德（Sebaldusv）家族墓园，为世人展示了文艺复兴在北方的独特变体。
与此同时，晚期哥特式雕塑再次达到一个无与伦比的高峰：纽伦堡有维特·施托斯，在附近的美因-法兰克地区有提尔曼·里门施奈德（TilmanRiemenseider）。
科学界似乎也借了这一股东风。
“哦，这是什么时代，这是多么博学！
活着真令人快乐！”
1518年，人文主义者乌尔里希·冯·胡腾给纽伦堡贵族和人文主义者维利巴尔德·皮尔克海默（irckheimer）写下这样的句子。
这个感叹号肯定不是反映这位骑士个人的心理状态，当时他贫困交加，梅毒缠身，但他记录道，人文主义在当时的德意志也已经发展成宏大的潮流。
它在宫廷、城市和大学都占据重要一席：海德堡、维也纳和埃尔福特脱颖而出。
在1484年出版的论文《如何开展一项研究》里，鲁道夫·阿格里科拉向北方地区展示了第一个系统性的教育计划，此后涉及这一主题的文章层出不穷。
阿格里科拉对道德哲学、神学和修辞学等特意提出指导建议，与之相反，自然科学则不入他的法眼。
阿格里科拉忠诚地追随“现代虔诚派”
（Devotiomoderna）宗教改革运动，自然科学的用处对他而言似乎很受局限。
策尔蒂斯则持不同意见。
1501年，他在维也纳建立了一个独立的“学院”
，教授诗学、修辞学以及与数学相关的自然科学学科，即几何、建筑和天文学。
毕业生应该都成为桂冠加冕的诗人。
随着宗教会社的集结，一个“人文主义联合社”
也在城市之间兴起，直到宗教改革时期才销声匿迹。
志同道合的人聚集在中心人物身边——奥格斯堡的波伊廷格、纽伦堡的策尔蒂斯和皮尔克海默。
他们聚到一起，高谈阔论，同享美食，演出话剧。
从一座城到另一座城，人们相互书写高雅的信件，促成学术论文和文学文本的出版。
像意大利人一样，德意志人也颇有怀古之意。
他们粗犷的名字也被拉丁语涂抹遮盖：“亨特”
改称为“卡尼修斯”
，“克拉亨贝尔格”
改称为“格拉古斯·皮耶芮乌斯”
，策尔蒂斯的本名是比克尔。
除了策尔蒂斯所写的富有爱国主义色彩的史书，还有两个阿尔萨斯人也是其中的佼佼者：雅各布·温菲林（JakobWimpfeling）和比亚图斯·雷纳努斯（BeatusRhenanus）。
他们为“至高自由”
和祖先的军事才干高唱颂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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