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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隆的商人们反过来又投资威尼斯的印刷工坊。
在这个潟湖城，法国人尼古拉斯·詹森（Nison，约1420—1480）继续设计罗马体拉丁字母，这种优雅的字体超越了以前的所有字体，从而树立了新的标准。
威尼斯最重要的印刷工坊是阿尔杜斯·马努提乌斯（AldusManutius，1449—1515）[190]开设的，这家印刷工坊的专长是印刷希腊文书籍，两位来自克里特岛的希腊人是排版的中坚力量。
威尼斯甚至印刷了西里尔字母的书籍。
受泽塔[191]侯爵的委托，拥有圣职的修士马卡里耶（Makarije）在威尼斯购置了一台印刷机，1493年，他开始在黑山的家乡印刷礼仪著作、诗篇和福音书。
1500年前后，欧洲有250多家印刷工坊，它们永远改变了欧洲媒介的局面。
古登堡印刷180本《圣经》所用的时间，一个抄写员仅仅能复制一本。
由于发行量大增，每本书的成本下降，价格也随之降低。
1470年前后，一本250页大开本的书跟一座小房子的价格相当。
而在1495—1498年，阿尔杜斯印刷的五卷本《亚里士多德全集》只要15～20个古尔盾，相当于一匹好马的价钱，也就是大学教授一到两个月的薪水。
印刷的书籍种类也越来越丰富。
比如，如果一个人在君士坦丁堡陷落的那年出生，等到他50岁的时候，这些年欧洲出版的书籍比君士坦丁堡在博斯普鲁斯海峡建城以来出现的所有书籍还要多。
换成数字来说的话：中世纪初期，每个世纪大约有1.2万本手稿出现，15世纪手稿的数值是500万，书籍则高达1250万；1600年前后，这个数字增长到1.5亿～2.3亿。
销售地点包括威尼斯、里昂、安特卫普和法兰克福的博览会。
人文主义者康拉德·策尔蒂斯（Kois）说，现在德国印刷的书籍如此之多，以至每个小酒馆都能看到《圣经》。
“一切都被送进印刷机；再也没有秘密了，我们知道朱庇特在天上做什么，以及普鲁托在地下做什么。”
早在1474年，威尼斯就发现有必要颁布一项法律，从而让印刷厂主约翰·冯·施派尔（JohannvonSpeyer）得到五年的垄断权，由此他可以掌控书籍的印刷和销售。
12年后，马尔坎通尼奥·萨贝利科（MarioSabellico）就他所著的关于威尼斯的史书获得了第一个印刷特权，这是版权的前身。
很快，木刻版画的绿洲就在铅字的沙漠中蔓延。
古登堡的发明很快取得突破，其决定性原因是它的受众很广、市场有巨大潜力。
话语革命为它铺好了道路，纸张和货币经济之间的相互作用也越来越密切——社会不仅有丰厚的资本，而且识字的市民阶级已经形成，还有很多受过教育的普通人。
事实证明，人们对阅读的渴求日益增长。
自14世纪开始，人们更习惯安静地阅读，这样阅读速度更快。
乔叟的作品已经为大众熟知。
中世纪盛期，阅读和写作都实现突破，文献也变得越来越丰富。
第一批印刷品的分类就反映出广泛而丰富的主题，自12世纪以来就出现了明确的主题之分。
许多印刷商心如明镜，知道哪些书能够热销。
宗教书籍，尤其是《圣经》，就是其中之一；热衷于赚钱的卡克斯顿出版了很多英语书，1483年就发行了《金色传奇》的译本，这绝不是偶然，这简直是中世纪晚期最流行的一本书，另外就是《坎特伯雷故事集》和一本象棋入门书。
卡克斯顿最初的出版物包括拉乌尔·勒菲弗（RaoulLefèvre）所著的《特洛伊历史记载》和《伊阿宋传奇》，后者是勒菲弗为瓦卢瓦王朝的国王“好人”
腓力三世所写的骑士小说。
有用的日历和草药书籍——其中包括迪奥斯科里德斯的书——还有寓言和经典作品都能带来收益。
西塞罗的《论义务》于1465年在科隆出版，他的书信集不久后在罗马发行。
1469年，一直深受读者欢迎的维吉尔的作品也有第一版印刷品问世。
《十日谈》和彼特拉克的《歌集》于1470年发行，紧随其后的是但丁的《神曲》。
1489年，维庸的诗歌受到热捧，阿尔布雷希特·冯·艾伯的《婚姻小书》虽然没有那么经典，但很有趣，也受到读者喜爱。
在斯特拉斯堡，约翰内斯·门特林（Johaelin）把维吉尔和泰伦提乌斯的喜剧作品推向市场。
琉善和卢克莱修的作品都找到了出版商，普劳图斯和奥维德也不曾落后，包括奥维德的《爱的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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