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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奥古斯都以来，大祭司一职都归属于皇帝。
在皇权和教权发生巨大冲突的前夕——下文将详述——韦尔切利的主教阿托（AttovonVercelli）写道：“教宗在恺撒的权力之下净化了世界！”
改革逐步推进，古希腊罗马晚期和中世纪早期的统治逻辑，此时却成了丑闻。
罗马的净化派从平信徒分配教会职务的过程中看到了罪恶的神职买卖现象。
1073年，会吏长希尔德布兰德（Hildebrand）加冕为教皇，后称格里高利七世（GregorⅦ），他此前曾是改革派中颇具影响力的幕后人物，再之前可能是僧侣。
格里高利认为自己肩负使命，有责任推行新的原则。
满满当当的《教皇敕令》可以反映出格里高利七世的执政方针，他认为自己不仅是教会的解放者，而且是教会的全权代表，地位甚至应当在皇帝之上。
他威胁亨利改变主教授职程序，但这无异于硬碰硬。
亨利宣布，“希尔德布兰德不再是教皇，而是冒牌僧侣”
，想以此逼格里高利七世退位。
格里高利的回应则是废黜亨利的皇位并将他开除教籍。
亨利虽然言辞强硬却不见任何实效，根本没有人追随响应。
在这紧迫关头，前往卡诺萨进行痛苦的忏悔已是亨利的最后出路。
这次斗争非常激烈，不仅关乎格里高利七世虔诚的热情及他所要捍卫的荣誉，而且关乎真实的权力。
教皇和皇帝一直竭力扶植主教和修道院的势力，授予他们土地和权利。
同时贵族势力也借了东风，他们大多出自主教和修道院家族势力。
上帝的代理人必须拥有能与俗世帝王相抗衡的势力。
由于没有合法的后代，教皇无法建立起一个可以质疑和挑战当朝统治的王朝。
皇帝从这些上帝的使者那里得到祈愿与祝祷，让他们成为自己的抄写员、顾问和大使。
主教们在城市中——包括授职权争议最初的爆发地米兰——担任领主并统领自己的军队；一些主教甚至统治整个领地。
此外，教区和帝国修道院是帝国军队的重要组成部分，有时贡献了其中四分之三的军事力量。
有人声称主教要有戒指和权杖“装点”
并通过“授职”
得到委任，这样的诉求甫一出现就遭到攻击。
主教一职不仅具备各种职能，在经济上也有重要意义，“授职”
变更触及了皇帝的根本权力。
直到此时，皇帝在皇冠和主教权杖的同盟中仍是略占上风的一方。
他们决定人事任用并保证教皇国的存续。
当教皇卷入罗马城的冲突时，法兰克人或撒克逊人的利剑不止一次救他们于水火。
而今亨利却匍匐在教皇面前的冰冷雪地上，情况似乎已经颠倒。
面对这个对手颇有仪式感的屈服和忏悔姿态，格里高利七世被迫撤销了对他的绝罚。
但是，卡诺萨冰冷的和平转瞬即逝。
另一位教皇已然被推举出来，并于1084年为亨利加冕称帝，因为亨利在军事上已经占据上风。
次年，格里高利七世在痛苦中去世，直到咽气仍坚信自己的权力。
1122年，当亨利的敌人们均已离开人世时，和解才通过沃尔姆斯决议达成。
自此，皇帝只能在德意志帝国境内行使主教授职权。
权杖是主教权力的世俗象征，主教候选人应在授职庆典上得到权戒与权杖。
在英格兰和法兰西，大主教一职与皇帝和其他主教的联系更为密切，与罗马则较为疏远，所以这两地由各方商定解决方案，以确保国王有权决定主教宝座的归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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