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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蒙在巴格达附近建了一个天文台。
预见未来并证明阿拔斯王朝政权具有历史必然性——莫非与上帝给出的星空线索不符吗？——为观星研究提供了坚实的基础，此后还出现了有理有据的“科学”
的认知。
人们着眼于应用实践，于是构造了一些工具，例如公元994年在德黑兰附近的雷市竖立的大型六分仪。
艾哈迈德·巴努·穆萨（AhmadBanuMusa）收集了一系列“聪明的发明”
，包括100多种机械玩具和自动装置。
亚历山大的海隆、拜占庭的菲隆（Philon）和半个亚洲的手工制作者都提供了很多创意。
此外，还有巴努·穆萨也提供了他自己的想法。
加扎里效力于东安纳托利亚的统治者，他代表了当时发明潮的高峰。
他设计了水驱动的钟表（附图1）、自动音乐播放机和泵，工具仅仅用到了锥形阀、水龙头和曲柄。
尽管尚不清楚这些想法是否都被付诸实践，但一个机械的时代似乎正在到来。
阿卜杜勒·拉赫曼·查齐尼（Abdar-Rahmanal-is）的机械与静水力学知识的百科全书在12世纪时实现了理论和技术的统一。
伊本·库泰巴斯（IbnQutaiba，889年去世）基于古希腊关于土木建筑的著述而撰写的书籍，涉及从土地测量到建筑、从驯鹰行猎到畜牧业的各个主题。
丰富的历史书写有助于提升哈里发的声望。
在收集和阐释《圣训》的过程中，对出处源头进行批判的思维也得以实践。
它们传播着穆罕默德的言语和行为，为生活方式和司法裁决提供指导。
精美的文学作品也被大量翻译，例如爱情诗和童话故事等。
一个著名的例子是寓言集《卡里来和笛木乃》，旨在向统治者传授生活和智慧的道德，以及马基雅维利式的执政之术。
它源自印度，一路经波斯来到叙利亚和巴格达，并在那里被翻译成阿拉伯语，它的希腊文版本则开辟道路去了意大利。
其翻译版本总计达到450个之多。
阿拉伯语的翻译产生了越来越复杂的文本。
“古代科学”
（ulumal-awa'il）自此进入了话语讨论。
人们并非简单地抄写，而更多地将之运用于创造性和批判性的过程中。
柏拉图的对话录是通过总结归纳而闻名于世的。
早在10世纪，东方的学者就已经修订了亚里士多德的大部分著作，还附注了自己的观点。
叙利亚的科斯塔·本·卢卡（Luca）在中世纪被广泛研究的著述《论思想与灵魂的差异》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可以如此学以致用的先决条件是宗教事务上的公正公开，是塔比·伊本·库拉在首都大力倡导才使之成为可能。
诸如科斯塔这样的麦勒卡派基督徒，以及聂斯托利派基督徒和琐罗亚斯德教徒都与穆斯林和犹太人并肩工作。
阿拉伯人通过萨迪亚·加昂（SaadiaGaon）的翻译认识了《圣经》。
而托勒密和希波克拉底语录等一些文本得以幸存流传，则要归功于犹太翻译家所付出的辛劳。
世界的学生，欧洲的老师
弗朗西斯·培根（Fran）在17世纪时曾说过：“我们拥有的科学主要来自希腊人。”
他的话是正确的，但这不意味着罗马、阿拉伯或其他地方的作者予以补充的东西没什么意义。
“阿拉伯人”
（我们用他们书面的语言来称呼他们）绝不只是希腊思想的中介。
他们以亚里士多德的视角去讨论理智、灵魂、思想和生活，并反思上帝和宇宙。
在对希腊人的批判性讨论中，他们发展出了自己的哲学。
亚库布·金迪（Yaqubal-Kindi，约800—837）在遵循《古兰经》教义的前提下，尝试综合柏拉图和柏拉图主义视角下的亚里士多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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