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诡辩家们将爱奥尼亚的自然研究分析方法应用到了社会领域，他们批判一切主题，从社会规则、风俗到宗教，甚至是人类认知的确定性。
“诡辩术”
的消极含义让人联想到钻牛角尖与断章取义，却仍然是哲学的基本美德；提问与思辨虽然有其积极的一面，却常常在歧途中迷失，无果而终。
批判对话的原则经历了漫长的发展史。
对话最终成为哲学思辨的一种跨文化形式。
因此，熟悉辩论（sastrarthas）的印度教徒与中国哲学家也如欧洲人一样，讨论神正论问题或宇宙是否无限。
印度教的讨论遵从于精准的宗教仪式，严格遵照宗教法规行事，最终通过神的审判来做出决定；中国的智者在论证形式上没有利用逻辑证据，而是认可经典文本的权威，对其只允许进行小幅修改，它们都完全不同于希腊保持质疑与直言不讳的质询程式。
正是因为希腊人，人们才懂得通过批判使自己与思维的惯性保持距离，批判的艺术才成为西方思想史的一个标志。
证伪与日常经验的对立构成了科学。
自此以后，借用赫拉克利特的一句话的变体，批判是矛盾对立的哲学家，是万物之父。
古希腊哲学对话的开端是苏格拉底的道德准则。
他的学生柏拉图帮助他延续了“对话”
。
通过对自身道德刨根问底地追问，以及他的生与死，苏格拉底成为实践哲学和思辨技术的创立者，开辟了一个新的时代。
在他的追随者的传承过程中，他以类似基督或佛祖的形式现身为智慧的师者。
“神圣的苏格拉底，请为我们祈祷”
，鹿特丹的伊拉斯谟（ErasmusvonRotterdam）以此口号宣告了自己成为苏格拉底思想盛宴的赴宴者。
苏格拉底的登场和诡辩家的思考，标志着哲学史上的一次重大事件，因为人们如今可以出于理性的依据来系统地谈论一切事情做或不做的准则了。
柏拉图把这种通过对话来进行决策的方式——辩证法——视作神的赐予，是“某个普罗米修斯”
与火种一起带来的恩赐。
苏格拉底的对话是所有启蒙中最强大的武器，它致力于追寻真理与智慧，兼备道德与尖锐。
其中飞扬着颠覆的元素，跳跃着讽刺的火花，混杂着尖酸的讽刺。
许多事情亟待讨论解决。
一位作者究竟认同哪位对话参与者，选择怎样的立场，常常难以决断。
充满讽刺意味的暗示显示出藏于对话中的革命性潜力。
而缺乏幽默感，鲜少运用反讽，却又依然具备深度，则标志了古希腊罗马时期后期时这一体裁的基督教变体的特征，奥古斯丁（Augustinus）就是其中的代表。
对所有习俗与传统来说，苏格拉底的对话是一项危险的技术。
布鲁诺的《论无限宇宙与世界》和伽利略的《关于两大世界体系的对话》都表明，对话的本质在于当观点与反驳狭路相逢，各自经过旁征博引之后，最终无懈可击者胜出。
怀疑不屈不挠地贯穿始终，理性则是认知的原则与法官。
时至今日，科学话语依然贯彻着这样的原则。
提问与追问可以最终使人们看清一个事实：总存在未知与难题，且无论如何努力也无法找到答案，这期间理所当然就存在着哲学与宗教神学、宗教与科学的分野。
苏格拉底常挂嘴边的金句“我知道我一无所知”
就是在提出要求去批判性地检验那些人们认为知晓的一切。
他凭此站在了一种“西方特质”
——批判文化——的源头。
“怀疑”
（这个概念源自希腊语“skeptesth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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