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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时期却仅此而已。
具体地讲，欧洲之外的复兴理念涉及古代典籍的重新发现，对古代习俗、古代艺术和文学的赞赏。
但欧洲的复兴并没有停滞于对古代遗产的连连称奇和对祖先创造之物的模仿。
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开始用批判的眼光不断检视最著名的古代权威的学说——宇宙学、物理学、医学。
未通过试炼的观点都被弃之不用，可以被驳斥的观点都失去了拥趸。
经验、实验和逻辑思维征服了古代巨人。
人们认识到，只有当旧事物退让，新事物才能出现，且新者往往优于旧者。
那些如今被击败的权威锻造了这把获取胜利的武器：批评的艺术。
苏格拉底（前469—前399）之于西方文化的重要性不啻于孔子之于中国文化的意义，他珍视怀疑的美德。
他的批判方法塑造了希腊哲学，并进入科学领域。
没有批判，科学革命的巨大范式转换将是不可想象的。
如果没有希腊人，我们可能仍然坚信地球是宇宙的固定中心。
批评和怀疑的胜利导致西方不仅不会尊重权威，也完全不会重视年长。
当然，西方国家的人们会向父母表露爱意和敬意（且这种情况在南欧比北欧更为明显）。
总而言之，“年长”
在西方没有什么特殊价值，而“孝”
也不是首要美德。
例如，大学研讨会上经常出现激烈的、有时候甚至是论战式的争论。
尽管教授的年龄是学生的两倍，但这并不妨碍学生们批评教授。
在中国，如我自己所经历的那样，情况似乎有所不同。
我曾受邀在中国的大学演讲，东道主对我礼遇有加。
在一次会议上，我主持了一个小组报告，欧洲的与会者们讨论并表达了与我相左的观点。
在随后的晚餐时间，有三位学生来到我的桌前并向我鞠躬，他们尊称我为“老师”
并表示他们想向我致歉，因为我“被攻击”
了。
我大为诧异，因为同事之间这样的讨论在欧洲或美国是极其正常的。
无论如何，我认为他们完全没必要道歉，但我当然也感到非常荣幸并感谢这些年轻的同事。
同样令我印象深刻的是我在中国的另一次演讲——那次的主题与本书一致。
报告和讨论是同传进行，所以耗时颇久，但在结语之前没有一个人离开报告厅。
我询问主办方：听众们一直待在这里是因为这个主题真的很有趣吗？她说是。
又或者——我继续问道——只是因为在教授发言时提前退场可能不太礼貌？她再次微笑着表示赞同。
我在欧洲或美国的大学演讲时，几乎找不到这样耐心的听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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