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才一秒记住【狂风中文网】地址：https://www.kfzw.net
中世纪的统治者对逐渐扩大的平民阶层也持怀疑态度。
主教弗莱辛的奥托认为伦巴第的公社非常令人不安，它模仿古罗马的方式又无比热爱自由，以至那里的人们更喜欢每年选举行政长官而且允许所有阶层的人参选，他们拒绝臣服于统治权。
奥托还提到，他们完全不会阻挠年轻人，不管是出身底层的人，还是令人鄙夷的甚至从事机械劳作的工匠，都可以投军参战，最后扬名立万、受人敬仰。
最后，这个傲慢的贵族主教略带惊讶地发现，伦巴第出现阶层上升就是因为这个：“所以伦巴第在财富和权力上远远超过地球上的其他城市。”
“公会”
在当时是个“新潮”
词汇，一个法国人认为这完全太“糟糕”
了。
当英国国王“无地王”
约翰为了得到伦敦的支持，认可当地的公民协会时，也能听到类似的论调。
一个编年史家评价说，公会是“人民的溃疡，帝国的恐惧，让神职人员高烧不退”
。
公会和行会及其他团体一样，很难被取缔或压制。
13世纪，借助罗马法律体系，由多人组成的团体所抽象出的人格“法人”
（PersonaFicta），成为一个法律概念。
并不是说欧洲以外没有平民阶层。
修道院的修士集会就要遵循绝大多数选民的决定，这种形式在半个地球都可以找到。
15世纪，在印度农村或大越也出现了乡绅会议，与欧洲乡村公社的自治组织非常类似。
商会和行会组织不仅可以在东亚找到踪迹，在拜占庭帝国和奥斯曼帝国也可以看到，但在中国比较晚才出现。
但它们既没有成为法律认可的组织，也没有任何政治影响力。
“中层的力量”
仅限于拉丁欧洲。
阿兹特克帝国在选举特拉托阿尼（Tlatoani，纳瓦特尔语中意为“统治者”
）时，城市联盟的代表也有权参议，但这似乎只是例外，就像在日本“战国时代”
出现过“人民议会”
。
中国的皇帝和伊斯兰世界的苏丹，当然还有莫斯科的沙皇都不会为这样麻烦的阶层机构伤神，他们都不需要——像查理五世或威尼斯大公那样——签署一份限制其权力的文件后才能掌权。
12世纪博洛尼亚的耶稣会士约翰内斯·巴西亚努斯（JohannesBassianus）曾经认为，只有人民的意志可以限制法律和风俗的力量，欧洲之外的地方可能出现这种观念吗——或者乔治·布坎南（GeeBu，1506—1582）那样的学说，认为法律是由人民制定的，而国王臣服于法律？
当然，我们不可能准确衡量公会的存在和公民集会或议会的政治影响力对欧洲社会的发展和创新能力发挥多少作用。
无论如何，人们都能惊讶地发现，公民势力在荷兰和英格兰这两个现代早期的成功国家中非常强大。
通常，他们的施压会促进政治变得更合理。
行会、商会和其他组织可以比个人更有效地捍卫政治权利和经济利益。
公民的势力越强大，君主打劫自己的百姓、发动无意义战争的危险就越小。
尽管行会可能对革新怀有敌意，它们与外界隔绝，因而常常阻挠人才的发展，但行会确实保证了工艺质量。
欧洲的工艺达到如此优异的水平，行会的教育体系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它们训练出一支上百万人的队伍，为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提供潜在的帮助。
如果没有这些“看不见的技术人员”
，无论是古登堡的印刷机，还是望远镜或蒸汽机都不可能出现。
各类公会团体的出现使“民主时代前的民主”
演练成为可能，这一事实对未来将产生影响：人们对议题进行讨论和反驳，尊重投票时的多数派决议，并学习协商妥协。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章继续阅读！若浏览器显示没有新章节了，请尝试点击右上角↗️或右下角↘️的菜单，退出阅读模式即可，谢谢！